哲学史既然是史，那么，研究哲学史，写哲学史的论文，就要富有历史感，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一种思想。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来无影去无踪、孤立存在的。分析概括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要联系它的前前后后，指出其来龙去脉（包括后人的评论和注释），勾画出它在曲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处的地位，区分其与前人后人的异同，这才能认识其真相。不久前看研究生试卷，有一个题目是“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一般人都是就莱布尼兹单子论本身分点论述，唯有一个考生，不仅讲单子论本身，而且联系笛卡尔、斯宾诺莎关于心物关系的观点，说明了莱布尼兹的单子论是如何为了解决前人所未解决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还说明了莱布尼兹单子论对后世的影响，并进而触及到了人类认识在关于心物关系问题上曲折前进的过程。这样，他就把莱布尼兹的思想讲成了活生生的发展着的东西，而不象其他考生那样把它讲成了一潭死水。
　　研究哲学家个人早期和成熟期的思想发展过程，包括同时代人对某哲学家的各式各样的评论，这对于了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也很有意义，是研究哲学史的一个重要方法。
　　当然还应该联系社会政治思想、社会历史背景，对哲学思想进行分析概括。这方面，我们一般都比较注意，不拟多讲。我只想引证内个现代西方学者的话来表示一下：连西方学者也很重视这样的研究方法。罗素的哲学史，书名就叫做《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他明确地说：“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又说：“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的原因，在大多数哲学史中，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仿佛出现于真空中一样；除了顶多和早先哲学家思想有些联系外，他们的见解总是被描述得好象和其它方面没有关系似的。与此相反，在真相所能允许的范围内，我总是试图把每一个哲学家显示为他的环境的产物，显示为一个以笼统而广泛的形式，具体地并集中地表现了以他作为其中一个成员的社会所共有的思想与感情的人。”美国哲学史家库西曼（Herbert E.Cushman）在他的《哲学史》第一版序言中说：“这是一本以地理与文学史和政治史为依据的哲学史。”“哲学思想与当时的事情在历史上是不可分离的两方面。两个方面相得益彰，缺一不可。”杜威也说过：如果有人将哲学史的研究与人类学、原始生活、宗教史、文学与社会组织的研究相连，??哲学史就会获得一种新的意义。
　　强调联系社会历史背景、政治思想研究哲学史，决不是说在撰写任何一篇哲学史的论文或哲学史的专著时，都要挂上这些。一篇论文和一本专著有其特殊的对象、范围和目的，有许多论著根本没有必要提到这些。但是，一般地说，搞哲学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具体地写一部哲学通史，总以重视这个问题为宜。



三、切忌穿凿附会，注意核对原文


　　古人的学说，不是文献不足，就是晦涩难解，在讲解的过程中，很容易有意无意把自己主观的想法强加给古人，流于穿凿附会，有时甚至讲得越是条理分明，头头是道，其去古人思想之真相愈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面关于“郢书燕说”的故事，我们应该引以为戒。郢人写信给燕相国，误加了“举烛”二字，燕相国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在本非书意的“举烛”二字上大作了一番文章，居然还博得燕王赞赏。这个故事或系杜撰，可是很生动地讽刺了文人们附会的恶习。时至今日，还容易发生“多似此类”的现象。为了避免这种毛病，最紧要的是，不要抓住一点表面上甚至很明确的只言片语，就遽尔作出断定，大事渲染，无限推论。“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做学问就是要“聚”，要“辨”。“聚”就是集中材料，“辨”就是分析研究。要从左右前后，正面反面，多搜集些资料，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进行全面的分析、对照，然后才能达到真实的或者接近真实的结论。下结论时，最好自己多设些疑难，多找点材料加以印证。倒不是说，引证的材料越多越好，更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博学，写论文有必要的引证就够了，但在写出的论文背后，还应有未写出的东西做“后盾”，“后盾”越强，文章也就越扎实，越有份量。采取这种实事求是、谨慎小心的态度，即使结论有错，也不致闹出“郢书燕说”的笑话。
　　搞西方哲学史，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引用译文，有时需要注意核对原文。我决不是说现在的翻译水平不高，更不是要大家不用译文；但是，即使最好的、很有研究水平的译文，也不能完全代替原文。研究工作越深入，越会发现当初译者所始料不及，或者不可能料及的东西。有时，同一个中译文的术语，原文却是意义很不相同或者大相径庭的两个字。像这样的地方，如果完全按中译本写文章，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原载《怎样写学术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