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方哲学的横向转向



西方哲学的“横向”转向，无论在文艺观、历史观以及其他一些方面，都有重大影响。 （1）传统的艺术观以摹仿说占统治地位，摹仿说的哲学根源是以在场者为根底的旧形而上学。所谓艺术摹仿自然的主张，不用说，是以自然为原本、以艺术品为影像的“主体-客体”式的表现，是以自然物的在场为首要原则，即使是声称反对摹仿说的黑格尔的艺术观，实际上也是以在场者为根本的旧形而上学。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表现，符合艺术品之理念的就是真的艺术品。他的这种艺术观虽然不是自然物的在场为本，却是以永恒在场者即“绝对理念”为本。哲学的“横向”转向使我们看到艺术的目的既不在于摹仿自然的在场物，也不在于表现（实际上也是一种摹仿）精神在场物（理念、概念），而是在于超越和冲破在场者的界限，指向一切在场的东西之外，在于不在场的、隐蔽的东西与在场的、显现的东西相结合的想象空间。海德格尔的艺术观以及他所举的古石建筑和梵·高的画的例子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8〕而且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想象不仅超越和冲破某一个别事物的界限以想象到同类事物中其他的个别事物，而且要冲破和超越整个同类的界限以想象到不同类的事物。我国文艺理论界近半个世纪以来往往用西方旧传统的典型说（那是一种以“在场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的美学观点〔19〕）来解释想象，以为能在个别中寓以普遍性（“类”）就算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就算是给读者留下了最广阔的想象空间。其实，传统的典型说所讲的典型就是普遍性或类，如果把想象仅仅限制在同类的范围之内，而不突破同类的界定和界限，那种想象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其给人留下的可供玩味的余地也是很有限度的。莫里哀的《伪君子》写出了典型人物或者说同类人物的最具普遍性的特点。与此不同，元稹的诗：“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诗中的一个“在”字用得很妙，它点出了白头宫女的“在”（场），却显现了（在想象中的显现）昔日宫中繁华景象的不在（场），从而更烘托出当前的凄凉。莫里哀的《伪君子》与元稹的诗是两种不同的哲学理论基础的产物〔20〕。中国古典诗重“隐秀”，重词外之情，言外之意，也许与老学、易学的哲学思想有关。（2）西方旧形而上学按照“主体-客体”的模式把古和今、过去和现在看成是彼此外在的东西，似乎存在孤立的古或过去，孤立的今或现在，从而认为研究历史就是把古的、过去的东西当作外在的客体、对象来对待，研究历史的最高目的就是寻找“原本”以恢复过去的面貌。诚然，如果把历史研究仅仅归结为一些简单事实性的考证或某种难读的铭文之辨认，仅仅归结为一些类似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证方法加以鉴别的事实真伪的研究等，那应该可以说，原则上是可以恢复历史的原本和原貌的。但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就止于此吗？我以为即使是对某历史人物本人言行的原来意图、目的和心理事实的甄别，也不能看成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当代诠释学创始人伽达默尔说：“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21〕事件的意义总是同当时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即隐蔽在其背后的东西紧密相联的，由于时间和历史的迁移，这些背景改变了，事件的氛围、意义和面貌也必将随之而改变。而且，人是历史的存在，他本身就是历史的浓缩物和沉积物，今日的历史研究者不可能跳过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而站在一个后无来者的孤立静止的所谓“过去本身”的处境中去看待过去。所以，脱离历史原本与后来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追求“原本自身”或“过去自身”，那种原本或过去只能是抽象的，就像康德的“物自身”那样。此外，历史事件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不是任何发生的事情都可以称为历史事件），其内涵和意义总是要在其后来的岁月和今天中才得以展开，而在其发生的当时则还只是潜在的、暗含的、内在的。总之，宇宙整体也好，人类历史的整体也好，其每一瞬间都既隐藏着--负载着和沉积着过去，又隐藏着--孕育着和蕴涵着未来。只有这样看历史，古和今、过去和未来才是互通互融的。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今人和古人的对话，对话之所以可能的理论基础就在于这种古今相通论。平常大家都爱把由古到今、由过去到现在的时间发展看成是纵向的关系，但就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由在场到不在场的关系而言，则可以说是“横向”的：今天在场的事物背后隐蔽着昨天的不在场的事物；昨天在场的事物背后隐蔽着尚未出场的后来的事物。这种古今融合的“大视域”（伽达默尔语）显然也只有靠想象才能达到。历史研究者应该运用想象，从古今相通的“大视域”来把握不断流变、一气相通的历史整体，而不宜仅仅运用思维，概括出一些抽象的普遍的历史概念。（3 ）哲学的转向也带来了由过去的“主体性哲学”和由以人为主体，人通过认识而征服客体、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哲学”，从而也转向了同相互理解紧密相关的语言哲学。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有逻各斯的动物。西方传统哲学用理性、思维来解释“逻各斯”，于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定义也就成了：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实际上，“逻各斯”的主要意思是语言，当然也包含思维、概念和规律在内。人有了“逻各斯”，就能超越当前在场的东西，而人以外的动物则不能作这种超越。动物靠指示当前在场的东西而相互沟通，人则是因为有语言、能说话而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形成共同生活。语言的根本特点就是能表达出不在场的、隐蔽的东西。这并不是说不需要思维，但重要的是，思维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我们通过学习语言、学习讲话而成长，而形成概念，而认识世界。〔22〕语言、谈话总是在现实的、具体的情景（包括谈话者谈话的动机）中进行的，这种情景是隐蔽在直接言谈背后的东西，但语言、言谈总是能回到这隐蔽的背景中去，语言、言谈也只有在隐蔽处才发挥其意义。反之，如果我们撇开现实的、具体的言谈情景，单靠一些只具同一性、普遍性的“永恒在场”的抽象概念，那我们怎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呢？而且，事实上，没有语言，也不能进行思维，形成不了概念，概念的构成受语言的制约。〔23〕哲学的转向要求我们打破僵死的抽象概念，进入活生生的交谈、对话。这里需要的也是想象。只有想象才能使我们体会到直接言谈的背后的意义，才能使谈话的一方进入到和参与到另一方的世界中去，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通”。（4）相互理解的问题当然不限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理解，它也涉及各地区之间、各阶层之间、各民族之间、各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各联盟之间的相互理解。这里包含有社会领域的问题、政治领域的问题、经济领域的问题、伦理道德领域的问题、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甚至还有翻译领域的问题，……如此等等。我们不可能从某个单一的领域（例如单从伦理道德领域或者单从思想文化领域）来解决任何一个“之间”的相互理解。要解决任何一个“之间”的相互理解，都需要上述诸领域、诸问题之间的相互理解，这就有必要在诸领域、诸问题之间进行相互对话。政治、经济、社会、伦理道德、思想文化……等等领域的现象都是互为显现与隐蔽的关系的，例如政治问题植根于隐蔽在其背后的经济、社会、伦理道德、思想文化等等的现象领域；思想文化问题植根于隐蔽在其背后的经济、政治……等等现象领域。这就指引我们，研究任何一个领域的问题，或者说研究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兼及其他领域和学科的研究，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受到重视的重要原因。总之，拓展想象，超越当前，超越自我，超越自己所属的领域，一句话，超越一切在场的东西的藩篱和限制，放眼一切未出场的东西，就会展现出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这就是当今哲学所指引我们的新方向。根据上述这些，我根据西方现代的哲学思潮并参考中国的阴阳学说，初步设想了一些新的哲学方向所需要着重研讨的范畴。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自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哲学以及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所广为倡导的哲学，其所论述的范畴主要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本质与现象、个别与普遍、差异与同一、变与不变、具体与抽象……等等。哲学的“横向”转向以后，我们应该着重研究的似乎应该是下列诸范畴：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相同与相通、有穷与无穷、有与无、资始与资生、思维与想象、思与诗、古与今、理解与误解、言与无言、超越与限制、中心与边缘，……等等。新的哲学方向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哪些范畴？是一个需要深入细致地长期探讨的问题。我的设想是极其粗糙的，抛砖引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