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把基督教在世界传播的全部历史归结为“福音同各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历史”,而认为这一过程又是“按照各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来理解福音的精神”。这种看法同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它忘记了,基督教曾经使一些原始的,几乎没有哲学思维,没有语言文字,生活于不毛之地的民族进入文明状态。它抹煞了基督教的提升与教化功能。按照这种观点,“福音”如果被一个民族认为是“外来的,异已的”东西,就不能被认同,被接受。这似乎是说,排外攘夷,抵制异己文化是合理的。
可是,实际状况是:我们生活中有不少东西的确是外来的。政党、选举、议会制度,民主、自由、教育、报刊、通讯、交通、购物卡、E-mail、网络,科学技术和衣食住行中,外来的东西可谓多矣,我们并不盲目加以拒斥。基督教的确就是外来的,绝不可能一经打扮,就变成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耶稣不可以被化妆为穿西服的玉皇大帝。“本土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术语。
五四时代,基督教被斥为“洋教”,“帝国主义侵略工具”,于是教会中便有些人抖擞精神,力谋改弦更张。可惜他们不加分析地向儒家传统思想靠拢。,然而,五四时代的真正革命精神却是“打倒孔家店”。结果基督教便站在“五四精神”的对立面。
吴耀宗先生有自己独的到见解:“中国的文化,自五四以后是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洗刷,在革命的烈火中被锻炼。它的一切都不断地被重新估价”。他期望“基督教将要成为一个新的基督教,它将不再是社会的一个保守力量,而会变成人民所需要的面酵、光与盐”(吴耀宗《光明与黑暗》,第216—217页)。
当代中国教会学者沈以藩也认为,中国正“摒弃儒学中那些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墨守传统礼仪的主张”,“中国神学思考不能一般地不加分析地与儒学相结合”,“不能走上复古倒退的道路”(《金陵神学志》1988年11月第九期)。
这样一种态度就不是简单地套用“民族化”公式,而是使中国基督教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使中国教会汇入世界共同文化潮流。这就要求高扬“世界化”、“普世教会”的大旗,克服封闭、狭隘、固执、偏狭的思想状态。这是教会的出路和前途。
基督教的人学是以上帝为本,这不同于中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何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国治而后天下太平。不过,我认为基督教本来就不是追求天下太平和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它根本不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哲学。不同于后来与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官方基督教,原始基督教也是对现实的有力批判。耶稣不会以进入“议院”“政协”为荣。他永远与无权者为伍。对人间事务的批判,意味着人的事业不可能是万世基业。
基督教神学原本对人学有过重要的建树。在我国学术界讨论人的问题时,神学不应当寂寞。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神学同西方哲学一样,更加注重人的问题。这时期的上帝,不再是冷冰冰的、形而上学的上帝,而是对人有着无限脉脉温情的上帝。上帝不再是沉思的对象。神学也不再仅仅是思辨的神学,而是成为行动中的科目。我国的神学也受到这股潮流的激荡。
不过,我也深感我国神学注重的 “人”,指的是“人民”,而不是具体单个的人。但是,中国传统之注重“民”。同西方传统之注重“人”,以及学术界讨论的“人”,是不同的概念。民,即“人民”,是集体概念,而不像“人”那样,专指个人。相信基督教神学对人学的发展,一旦传播到学术界,就会成为酵母。这样,学术界与神学界的鸿沟,就会填平。宗教对一般不信教的读者也一定会产生吸引力。
中华汉字不适合于表达科学、逻辑、哲学和神学。科学、哲学和神学起源于也只能起源于欧洲这块风水宝地。世界赖有欧洲文明,才有今天的繁华美景。公元前775年左右,希腊人把他们用过的象形文字改造为腓尼基人的拼音字母(这也为希伯来人所采用),看来地中海的商业贸易文化交汇有百利而无一害。采用拼音字母,使希腊人更通文达理,能记载他们的历史和思想。古希腊由于采用拼音文字或字母,因而在公元前600年文化活动得以繁荣。这无疑有助于思想传播。为何希腊人才气横溢,富于创造,这是文明史上的重大问题,原因全在于开放交流和商贾文明。
因此拿一种落后的汉字和人竞争,搞什么鸟汉语神学,就有些有伤大雅。
中华佛教的罪恶意识妨害了中国人。当然, 在西方,和善相对立的恶,也是研究的对象,不过,在欧洲,恶不具有本体,也就是不具有存在的性质。善是一切存在者所依赖的,是自身满足的,是万物的尺度和原理,占支配地位。因此,罪恶不在存在物里。假如还有罪恶,那它就在虚无里!按照柏罗丁(就是普罗提诺),罪恶并不是诺斯底派和摩尼教所谓的独立于上帝之外的独立原理,真正说来,罪恶是存在者的影像,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集,第八篇,第二章)。罪恶的根源在非存在里。
一切虚无哲学的实质,就是对人的漠视。如果以人为本,这人就不会被抽象的人民所覆盖。因此我们应该着眼于中西文化之分别,不是去建构什么汉语神学,而是全盘学习接受西方神学。
(附录:网上下载的攻讦安希孟的恶言。安子希孟按语:这里是无良弟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在网上化名攻击我的文章。这就是宽容和合的中华文化。此公云云:
“我华夏者,顺天命而兴衰,自有其仁爱道统神器威仪,何须假借蛮夷之统,另拜戎狄之神.千年前,佛教进入中国之际,情况大类如此,如今的情势也一样紧迫甚至危急,呼吁中华仁人志士,或激进或理性或深刻地了解或剧烈地反对,以自己的最大能力,完成基督教天主教中国化的历史大业,,尽管如安希孟之流,如基要派之辈,无君无父,无国无家,号称对此厌倦之极,那么,我们也对尔等之外表谦卑,内心腹诽,心里傲慢的模样厌倦之极,天命在此,命运如此,不得不为,再次呼吁,在如今的情势也一样紧迫甚至危急之际,中华仁人志士,或激进或理性或深刻地了解或剧烈地反对,以自己的最大能力,完成基督教天主教中国化的历史大业,使之成为一个无害的,民族的宗教信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