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哲学观念从形式上仍被定义为有关一种无限任务3、即theoria（理论）4的观念。这种无限的理论生活的历史，在其努力与失败中被混同于单纯的自我实现。它能从一种发生性的描述中获得价值吗？那贯串于欧洲哲学所有阶段的“先验动机”（motif transcendental）的历史，能够最终为我们照亮先验主体性的发生吗？然而，这种历史设定了一种向后返回的可能性，一种重新找回那些如此这般的原先在场者的原初意义的可能性。它意味着一种先验“回问”（régression, Rückfrage）的可能性，这种“回问”穿过对意识而言是可理解的、透明的历史；这种历史的积淀可能会被拆除，然后又原样恢复。
维也纳会议之后，胡塞尔的所有文本都在展开同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从历史的－意向的分析出发，“重新激活”意识行为或意识之历史产物的原初意义？这种历史的－意向的分析主题，占据了胡塞尔大量极其重要的手稿，但是这种分析的技术直到《几何学起源》（1938）才出现。在这个二十页的文本（它是胡塞尔最优秀的文本之一）中，作者试图5重新追踪几何学的意向发生（genèse intentionnelle），并想由此确定一种分析类型，通过这种分析，应该总能就其诞生本身，来重新把握意识的历史产物的先验本源。
正如芬克（Fink）在其导论中评论的那样，这个说法并不绝对是新的。在《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中，人们想必已经深入到逻辑的起源（origine）本身了。表面上，对于纯粹逻辑意识，即被构造的综合系统、完善的和自身封闭的产物，逻辑可以要求绝对的永恒性和自主性。［但是］事实上，它只有从一种先验发生出发才是可能的，因此应该重新找回这种先验发生的意义。然而，这种意义不是已堙没于逻辑行为与逻辑结构的无限的历史中了吗？这些行为和结构在历史中的层层叠置的积淀，初看起来不是无法最终穿透的吗？
这种不可穿透性使得任何历史哲学，极而言之，任何历史真理都成为不可能。积淀的事实性透明与否，这一点胡塞尔并不关心。但是，只要人们能够追问，那么任何已往人们、任何意识行为和任何意识生产的意向意义和先验意义，都应该能够被本原地理解。“正如我们在此要提出的，几何学的起源问题……不是文献学的、历史的表面问题，它不是要查明那些实际上（wirklich）提出纯粹几何学的命题、证明、理论的事实上(faktisch)最早的几何学家们，它也不是要查明它们*发现的特定命题。与此相反，我们的兴趣勿宁是对最原初意义的一种‘回问’，按照这种意义，作为千年传统的几何学过去在场——在其渐进构建中被把握——而且对于我们来说现在仍然存在。我们‘探询’几何学在历史上最初据以产生——必然据以产生——的那种意义，尽管我们关于几何学最初的创始者一无所知，而且对之不感兴趣。从我们对于作为科学传统的几何学所知道的东西……出发，一种对于几何学的过去了的最初起源——如它们作为原初创立的（urstiftende）几何学曾经必然所是的那样——的‘回问’，原则上总是可能的。”6
因此，这又一次涉及通过先验还原的方法重新找回原初的意义。还原不再具有单纯唯我论的意义，而是经常从一个先验共同体出发被实行。人们对历史的被构成的事实性进行“中立化”，并从先验主体性出发，让意义生产的行为本身显现出来。同时，这种操作也揭示了几何学的先验基础。全部发生性的运动，都是从意识的这种奠基性的生产出发被构建起来。正是通过对这种运动的自觉，人们才能借助于一种向主体性的彻底回归，而重新激活目的论的观念，并克服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的诸种危机。胡塞尔说，“文化的所有特殊形式，都是从人类活动中诞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人们忽略文化的全部实际的实在性（réalité），就应该能够重新激活意义本身。经验的、历史的“不知”（non-savoir），本质上包含着一种知的可能性，这种知的自明性是不可还原的。比如，举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我们从一种绝对的知那里知道：任何传统都是从人类活动中诞生。就此而言，“传统允许拷问”（läβt sich befragen）7。作为“传统的成就，几何学肯定是从一种最早的生产、最早的创造活动中生成的”8。
从这种创造性起源开始的发生，并不是由一种因果链条组成，无论这种链条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它与那种把从在先的环节中创造出或推演出的诸环节加以历史的联结（connexion historique）无关；相反，它与一种“连续的综合”(synthèse continuelle)有关。在这种“连续的综合”中，所有那些获得物都当下在场并且有效，它们形成一个整体。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说在每一个现在，那“获得物整体”(Totalerwerb)都是更高阶段的生产的总前提。这个[连续综合的]运动，就是任何科学的运动，就是那为了重新找回任何科学和任何意向历史的先验本源（originarité），而必须一再进行的运动。
但是，如果这个本源既是历史的最初时刻的本源，也是科学的绝对基础的本源，那么，“当面对如几何学这样的科学的巨大发展时，那关于‘重新激活’的假定和可能性的情况又如何呢？”9任何要证明一个命题的研究者，都必须通观“那由诸基础构成的巨大链条整体、直到最初的前提，并且将这个整体现实地重新激活吗？”10这会使科学的发展变得不可能。事实上，在单纯的科学活动层次上，以及在对这种活动的整个哲学“把握”上，一种间接的和隐含的重新激活就已足够了。
在此，重新激活的那种先天的或原则上的可能性，就转变成了先天的或原则上的不可能性，或至少与这种不可能性辩证地结合在一起。首先，人们很难发现什么东西，能把由“素朴的”学者（他自发且自然地体验着其学者活动）所进行的那种隐含和间接的重新激活，与现象学家所进行的那种绝对的重新激活严格地区别开来。从哪一刻开始，重新激活就被完全、直接地阐明了？无疑，这与回问无关，因为这种回问只有通过一系列的间接基础才能达到终点，而这些间接基础又是处在这样一个层次上：在那里重新激活始终是隐含的。经由一种完全的态度转变，重新激活可以说应该先天就是直接的和彻底的。这种态度（就是还原的态度）应当把所有间接的和被构成的科学因素悬搁起来。换言之，几何学的全部传统、学者的全部活动、甚至全部隐含的回问，都应当被置入括号。然而，这种传统和“一般传统性”，又是重新激活的先天可能性的条件。一方面，为了使我们能够返回到原初基础，这些传统的积淀应当被还原；但是同时，正是因为有了积淀和传统，这种返回才是可能的。胡塞尔说：“正是从我们所知道的作为科学传统的几何学出发，一种向着最初（primordiale）起源的回问，才是原则上可能的”。同样，胡塞尔在《危机》第二部分中承认：“我们处于一种循环论证之中。对诸开端的充分理解，只有从在其现时形式中被给定的科学出发，凭借对其发展的追溯式考察，才是可能的。但是，没有对诸开端*的理解，这种发展作为意义的发展也就无从了解。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沿‘之’字形道路前进和回溯：在这种交替变化中，对开端的理解与对发展的理解相互促进”。11如果这种沿着之字形道路的方法是本质的和不可避免的，那这就是说，这时我们就触及到了最原初的构造性根源（la source constituante），被构造者总是已经在那儿了。所谓重新现时化（réactualisation）的那种先天可能性，总是将预设一种不管什么形式的被构造的传统。此外，这也恰好与时间构造的辩证法相符合：在这里，“现在”（maintenant）与“活的当下”（Présent vivant）的本源性（originarité），在其原本的与创造性的显现中，奠基于预先被构造的时刻的保持（rétention）之上。然而，就此而言的这种“传统性”，总是被胡塞尔定义为一种经验现象：比如，是诸种技术的获得，借助于这些技术，观念的传递与继承变得越来越容易。12 虽然胡塞尔没有向我们表明这种技术的发生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仍然知道它是奠基于任何构造的时间持续性之上。意义创造的任何原初的时刻，都必须以“传统”，就是说，一个事实上已经被构成的存在为前提。说到底，如果这种纯粹的事实性（facticité）不是由人的活动构造的，那么这种活动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被构造的意义与前构造的（préconstitué）事实（fait）的原初综合。这种综合是解不开的。然则那纯粹的本源（originarité）又是什么？它是先验的还是事实的？如果先验与事实性之间的综合是原初的，那么沿着之字形道路的回问方法所具有的必要性，不就是不确定的吗？
这是一个人们无法在《几何学起源》的层次上提出的问题。后者最终还是没有达到先行的构造分析之中，胡塞尔的全部历史哲学也都如此。这里涉及到几何学的构造，此构造由先验主体从世界出发进行；先验主体的发生是被设定为已完成的，而世界的存在论结构则时而带着其本有的意义已经在那儿，时而作为前谓词的基质，与一种在理论规定之可能性的无限视域中被构造的先天，混合在一起。当几何学开始的时候，如此这般的主体与世界已经在那儿了。总之，我们处于意向相关项的（noématique）的意义构造的本质领域中，或胡塞尔在《几何学起源》中所谓的观念对象的构造的本质领域中。这种构造是在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的相关性层次上进行，在这种相关性中，我们看到它一方面是静态的，同时它自身又是奠基于发生构造的基础之上。因而，像这里被主题化了的那样的几何学构造，尽管要求具有本源性，但显然仍是后发生性的（postgénétique）。
唯有发生性的说明，可以绝对地为实在分析与意向分析之间的区别奠定基础：为了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以及从什么时刻开始，一种纯粹意向的分析是可能的，首先就要知道从什么时刻开始，主体（这里是几何学家）的意向性就如此这般地显现出来。是从这种意向性变为自我的正题（thétique de soi）的那一刻，就是说，开始主动地形成它自身的那一刻开始的呢，还是说主体的被动发生已经是意向性的了13？如果情况确如后者，那么就必须扩大意向性概念，直到使之成为一种目的论的运动，这种运动不再只是先验的，而且也是广义上存在论的。因此，人的先验活动，尤其是欧洲人的先验活动，可能只是这种目的论之原初实现的一个间接与变形了的时刻。这涉及到某种中介与使命，通过它们，意义可能就不是由人之为人的那种先验的或理论的志向（vocation），原初地产生出来。由于这种目的论－宇宙论的意向性，意向分析与实在分析之间的区别的重要性，最终就达成了和解。这存在于两种可能性之中：即追问或者是纯粹本质的，或者是向先验发生的暗中返回。
事实上，这两种视角在《几何学起源》中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尽管一个极富诱惑力的计划使其中的几页充满活力，但其实际内容与分析结果，却最令人失望。胡塞尔完全认识到，“几何学的全部意义……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作为计划（projet）存在”，就是说，它总是在历史中产生；然而他却又试图达到它在其原初自明性中的显现——所谓原初自明性，就是“更原始的意义形成”14的自明性。说人们能够辨认出几何学的原初意义，这不就是在假定，几何学的全部意义已被认识和完成了吗？我不是从现时的自明性出发而发现原初自明性的吗？而且这不总是按照“之字形”的辩证方法吗？如果我承认几何学计划的绝对意义还没有被充分完成，那么我如何能够确定这就是那发端于主体性行为的几何学？还是说这种行为本身并不拥有先行构造的含义？如果我把几何学的实际的、传统的和现时的内容完全倾空，那么它就什么也没有留下，或者说只剩下被构造的或派生的几何学的形式概念自身。而我正是试图根据这种形式概念，来定义几何学的原本的或原初的意义。如是，我就将到达这样一种描述，它将摇摆于一种先天的形式主义和绝对的经验主义之间，而这又要视我把这个概念看作是绝对的还是本身是由主体行为构造的而定。
这就是事实上所发生的一切。上述那种原初自明性，通常被如此这般地理解为：“通过意识到存在者的自身在此（être-là-en-personne）而把握存在者”。15对在其固有规定性中的几何学存在者的直观或生产（意向性就是这种双重运动），就是对“观念对象”的直观或生产，它是“超时间”16和普遍有效的。人们如何从原初的、绝对前谓词的个人状态（正如我们在《经验与判断》中已看到的那样），过渡到在其观念对象性中的几何学存在的实存？如果观念性是前谓词存在者的逻辑谓词，那么它就是由一种逻辑的发生产生出来，关于后者，我们这里还没有涉及17。如果相反，观念对象被如其原初地理解，那么它就作为先天观念形式，在先验主体所做的任何阐明之前总是已经在那里了。
时而相反，这又与对几何学本质之实际发生的说明有关。对观念化过程的描述只允许摆脱形式逻辑范畴的先天自明性。18于是乎这就需要回到前科学的境域，回到从“生活周围世界（Lebensumwelt）的前科学的被给予物”出发的、对原初观念之物（Uridealitäten）的生产。因此，意向的先验分析似乎就下降到了这样一种出人意料的阐释，它的贫乏以某种有点可笑的方式，将解释者的大胆假设、模糊不清的或然论、以及前哲学的经验主义的所有不足都汇集在一起：“在早期几何学家们最初的口头合作中，当然不需要将对前科学的原材料的描述，对几何学的观念性与这些原材料相关联的方式的描述，以及对这些观念性的最初‘公理性的’命题产生出来的方式的描述，精确地确定下来。”19*这种技术性的解释与下面这两种形象同属一类，即胡塞尔自己所利用的彻底的经验论和彻底的“相对主义”。人们在胡塞尔那里一直可以看到的下面两种形象，给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一种形象是“理念的外衣，披在直观与直接经验世界和生活世界上的理念外衣”；20另一种形象是“有其市场真理的市场上的商人”。胡塞尔补充道：“在其相对性中，这种市场真理不是能为商人所用的较好的甚至最好的真理吗？那么它因此也是一种表面真理吗？——因为学者凭借另外一种相对性，带着另外的观念与另外的目的进行判断，寻找另外的真理，通过这种真理，人们可以做除了在市场上需要的更多的事情。”21这并不是说，这样一种解释，或者更恰当地说，这样一种看法是错的。这只是说，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它把我们封闭在我们恰恰要“悬搁”的纯粹经验的事实领域中。完全有可能，“事物”就是这样发生的，“事件”就是这样进行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现象学的方案本身就是奠基于这种态度之上——像这样的经验事件都不能解释诸本质的发生。它们至多能帮助我们确定概念的结构或演变。这一点不仅是胡塞尔哲学的持续主题，而且在《几何学起源》（在这里这一点是一条基本公设）中，胡塞尔还写到：“一切关于如此这般之事实的历史学都仍然是令人费解的。”22任何历史事实都有其“内在的意义结构”，而正是从这种动机引发（motivations）23的链条和意义蕴涵出发，历史才是可理解的。只有求助于“历史的先天”，人们一般才能理解我们提问法的意义。为了至少能作为问题得到展开，几何学起源的问题必须由对这样一些首要结构的认识来引导，这些结构即：原初创造（fondement originaire; Urstiftung），原初质料（matériel originaire; Urmaterial），原初自明性（évidence originaire; Urevidenz），积淀，重新激活，等等。24
我们承认，我们没有意识到在这种先天主义与上面提到的技术性的解释之间的那种连续性。无疑，这种解释没有被作为技术性的解释提出来。而这会否定整个现象学的最初运动。就［现象学运动的］主观意图看，更重要的无疑是一种绝对原本的描述，在这种描述中，先天在一种经验的原初自明性中被把握。在某种意义上，胡塞尔总是表现为经验主义者。因此没必要系统地、从胡塞尔总是拒绝的康德的角度，把每一个被描述的经验（expérience）都划分为先天的、形式的、非时间的因素和经验（empirique）的（在康德的意义上）因素；前者与纯粹的认识论相关，后者与历史学和心理学相关。如此这般的两种视角都只是经验的（在胡塞尔的意义上），就是说，“世间的”(mondains)。胡塞尔在这里坚持：“关于历史的阐明与认识论的阐明之间……认识论的起源与发生学的起源之间的根本区分的流行教条，只要人们不对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历史的阐明与发生的概念作出限制，就是根本颠倒的。”25
但是，再一次求助于对先天本质的具体直观，又会使我们遇到两个问题。首先且最重要的问题属于先验范畴。本质直观对一个先验自我而言才是可能的，而后者又通过发生（genèse）而产生自身。因此，这种直观只有在被构造的主体的层次上才是先天可能的。所以它就不是原初的，这样我们又被重新引回到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困难，对此，我们这里不再讨论。其次，另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人们知道它无法就其自身而能被绝对地解决）是在《几何学起源》的层次上提出来的：如果观念对象性的可能性同时是先天的又是经验的，如果它是在一种原初自明性的时间性中被给予的，那么为什么这些观念只在某种客观时刻才在其严格的精确性中显现？这种严格性或精确性为什么以及如何从不精确性中产生出来？人们一再思考，何种经验能够把持续的时间性与对绝对先天的生产或直观协调起来。然而胡塞尔的描述一再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严格的“可测量性”诞生于由空间－时间性的事物组成的世界。它在人类活动中的起源纯粹是技术性的；26是“抛光”技术给予我们关于表面的纯粹观念；是从这些“或多或少纯粹的”线和点出发才出现了几何学的线和点。同样，“比较”，这种经验的、技术的和心理的行为导致了同一性的诞生。所有这些令人奇怪的分析细节，27都描述了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发生。就此而言，这种发生是不可理解的，并把我们带回到心理主义与逻辑主义之间的那种早已被超越了的争论的水平：即或者经验的操作为观念意义奠基，后者因此缺乏客观性和严格性；或者观念的客观性是先天可能的，人们不再从它们的历史生成中理解其意义或必然性。
由于没有从一种存在论的和非现象学（它最终变成形式的）的先天出发，由于没有把存在与时间综合地和辩证地统一起来（这本来能使他理解先天的发生和发生的先天），胡塞尔被迫把经验主义与形而上学——这两个现象学的幽灵——混合地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由于未能把握技术性发生的先天的具体意义，胡塞尔打算求助于一种隐藏于历史中的理性，28它将把发生的全部重新激活都揭示出来。但是，人们于整个发生性起源中重新发现的、在其纯粹性中的这种理性，并没有生产出自身。从这种观点（从胡塞尔自己的角度出发，人们应该将之视作形而上学的和形式的观点）看来，发生只是隐藏着历史原初意义的事实沉积物的成层化（stratification）。然而，历史并不只是对原初自明性的重新覆盖。这种重新覆盖的运动如何同时又是揭示的运动？胡塞尔求助于作为“理性的动物”29而自我理解、自我认识着的人的永恒本性。
因此，在这个历史－意向的分析之尝试的终点，我们未能为这样一种意向分析奠定基础：这种意向分析自身就能使关于历史的纯粹哲学得以可能。同样，当我们看到胡塞尔在求助于隐藏于历史中的理性之后，将其历史哲学方案与哲学史方案混淆在一起，也就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奇。这种哲学史方案重新描绘了哲学观念的历程，而这种哲学的发生性起源还没有被认识，而且将永不被认识。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是这种事业的不足；我们下面将不再谈这些不足，而只专注这种哲学史的内在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