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定的问题意识引导的领域哲学的背后，都包含着一定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的“硬”的内涵或结构。在这里，传统哲学的经典领域与现代哲学的复杂领域之间构成一种内涵上的关联性，问题是通过领域支撑起来的，而领域又是建构在与传统哲学领域的应有的关联之上的。这对于现代繁杂的领域哲学的兴起提出了实质性的批评。一个时代的问题多多，但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哲学问题，即理性的时代际遇问题。而现时代诸多领域哲学，其实也是一样，我曾提出，目前哲学界诸多领域哲学之间虽然使用了不同的称谓形式，并且都蕴含着这一时代特有的社会与文化问题，但在话语与概念操作系统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家族相似”性（邹诗鹏：“‘领域纷呈’与‘家族相似’”，《学术界》2002年第2期）。实际上，在更大的程度上讲，诸多领域哲学，都可以归结为这一时代形而上学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是形而上学在现代性社会与文化处境下的不同体现与运用形式。 


     领域哲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哲学的繁荣，而且，应当承认，最近这些年来哲学界出现的诸多哲学领域也都有其兴起的问题背景及学理依据。但是，看来，没有、也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新的哲学领域，声称确立了一个个新的哲学领域，恰如以前所说的创建了“××学”，甚至于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一样，恰恰表现了当代哲学的不成熟。而且，领域哲学的兴起，一旦与某种学科建设上的需要及其正当性关联在一起，必然会造成种种学术泡沫，于健康的学术研究及其积累有害无益。我们发现，更多的哲学领域，看来是夸大了所在领域的问题意识与学术价值，这的确是值得学界深入反省的。我个人近些年来一直在从事生存论问题研究，最初甚至也有建构一套生存哲学的设想，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感到，我对生存论的研究，不过是通过生存论这一领域而展开的形而上学研究，或者说是对形而上学的当代境遇研究。所谓生存哲学，就是哲学本身，但哲学却不限于生存哲学。 


     当代哲学诸多学科领域与传统哲学领域的关联，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而是内在的和思想意义上的。一般而言，任何一个课题，都有该课题的“前史”，这是研究者需要充当重视的，也应当花足够的精力去整理和梳理。在这一意义上，哲学史的追溯与训练工作是相当重要的，忽视不得。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并不是任何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都存在一条可见的哲学史线索，现在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但凡发现一个自认为重要的领域，都要花去相当多的精力进行哲学史的清理，好像不做这种工作，就显得没有学术价值。事实上，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许多研究成果中，对哲学史相关理论的考察，与论者本人关注的问题及领域，完全是风马牛不及，由此形成的东西，当然也就成了伪学术，害人也害已。应当说，大多针对现实问题的领域哲学研究，哲学史往往是不在场的，或者，要进入该领域研究，本身就需要反思和处理相关哲学史资源，并转换问题的思考角度，进而深入相应的研究领域，只有这样，研究成果本身才显出学术含量与学科积累意义。 


     问题本身也是需要区分的，有现实的问题，也有理论的问题。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之间没有原则上的区分，但却有形式上的差别，有表现方式和层次上的差别。现实问题有其偶然性，体现着实存性，而理论问题则蕴含着理论把握或解释现实的问题性，并体现出理论发展本质要求的实然性；理论问题是对现实问题的反映，同时也必须是一种提升。哲学的问题主要说来是理论问题，或者说是被一定的现实问题激活的理论问题，是融汇了现实问题的理论问题。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提醒甚至警醒着哲学家的工作，这意味着哲学家总需要对现实问题高度自觉，但这种自觉并不在于要时时刻刻关注和思考现实问题，哲学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通过特有的方式实现的，这就是通过思考形而上学的命运反映时代的现实问题，这是哲学家的主业。因此，相对而言，哲学家这一群体对于现实问题的反映向来较迟钝，这种迟钝里面其实包含着哲学学科应有的沉静与从容。因此，大可不必抱怨哲学家们对现实问题“失语”，其实，如果哲学家们一窝蜂地关注和介入社会现实，倒真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当然应当鼓励哲学家积极关注现实问题，一个正在建设之中的现代公民社会，哲学家作为普通公民，而且应当说是具有较高素质与身份的公众人物，本身就承担着相应的社会参与义务与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公共参与变成哲学家的主业。实际上，大体上说来，哲学家们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与角度关注着不同的现实问题，而且，具体的关注样式也不一样，有的是直接的关注（甚至是直接介入），他们对现实的关注与他们哲学的“本文”工作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但更多的还是间接的关注，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潜在的、不在场的，包含于字里行间，或者干脆在话语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