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第一段开宗明义提出全书的出发点：“本书论证，发展是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过程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贯穿全书的中心概念“自由”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更具体地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的死亡之类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自由的建构性作用：自由是人们的价值标准与发展的目标中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就是价值，因而不需要通过与别的有价值的事物的联系来表现其价值，也不需要通过对别的有价值的事物起促进作用而显示其重要性。自由的工具性作用：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哲学观点是错误的，它与历史唯物主义不相容。关于现有生产力概念的质疑目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诸多版本里，都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逻辑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定义，从内涵方面所定义的生产力与从外延方面所界定的生产力自相矛盾。生产力决非实体，承认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有关生产力观念上的一些错误盖起因于将生产力实体化理解。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各自本身既不代表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力的要素，三者的结合只是生产活动得以实现的必要因素，即生产三要素。生产力从来都是指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力是从事于生产活动的人们所构成的社会机体或系统进行社会物质变换、维持社会自身的一种能力或功能。生产力是借助现有生产三要素建立起一定生产关系的社会机体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或功能。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生产力，这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本来意义。其实人们进行物质交换和维护社会自身也或多或少包含着一组的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方式。“进行物质交换、维护社会自身的活动”和“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方式”表达的意思都很抽象。两者所包含具体功能性活动都比较广泛。但是实质自由关注的是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是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功能性活动。所以前者所包含的功能性活动还是比后者广泛的多。另外两者虽然都是一组能力。但是前者是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方式的可行能力。可行能力就是对此人是可行的。“可行”本身包含了“合法”和“尽自己所能”两层不可分割的意思。而生产力作为很广泛的能力并不包含这两层意思。所以生产力所包含的能力更加广泛而且也更加抽象。从我前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实质自由所包含的能力是生产力所包含的所有能力之中最宝贵和人们最有理由珍视的一组能力。

    关键词：实质自由既是发展的目标和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自由”的概念；生产力的概念；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实质自由和生产力的共同属性。

    一、实质自由

    (一)、“自由”的概念与阿马蒂亚·森的理论框架：

     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第一段开宗明义提出全书的出发点：“本书论证，发展是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过程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森把发展的目标看做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况的价值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发展的目标就是扩展实质自由。<1>

    贯穿全书的中心概念“自由”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更具体地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的死亡之类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它包括法治意义上的自由，但不限于权利——自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因此，自由还包括各种“政治权益”，比如说，失业者有资格得到救济，收入在最低标准线之下者有资格得到补助，每一个孩子都有资格上学受教育。<2>

    这样的自由概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关于生活质量和亚当·斯密关于生活必需品的论述，森在此基础上考察构成人的有价值的生活的“功能性活动”。举例来说，这些活动可以包括吃、穿、住、行、读书、看电视、社会参与（投票选举、在公共媒体上发表言论观点、上教堂做礼拜）等等。把这些活动列成一个清单，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就是对于此人是可行的、列入清单的所有活动的各种组合。在这个意义上，能力就是一种自由：能过有价值的生活的实质自由。这样的自由观既意味着个人享有的“机会”，又涉及个人选择的“过程”。假定每个人都在可行的各种“活动”组合中，按自己的标准选择最优组合，那么一个人能够实现的能力就可以通过他的实际选择而表现出来。在理论讨论中，可以假定我们有一个足够全面的清单来表现人的能力。在实践中，哪些活动应该被列入这个清单，是一个社会选择的问题，需要通过适当的过程来解决。从实际出发，这个清单可以首先包括最基本的功能性活动，再逐渐扩展到有统计资料的项目。联合国自1990年以来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就包含了森帮助设计的、评价各国发展状态的、从高度概括的到更加详细的若干清单。<3>

    (二)、实质自由的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

    1、自由的建构性作用：

    自由的建构性作用：自由是人们的价值标准与发展的目标中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就是价值，因而不需要通过与别的有价值的事物的联系来表现其价值，也不需要通过对别的有价值的事物起促进作用而显示其重要性。<4>

    2、自由的工具性作用：

    (1)政治自由：广义而言（包括通常所称的公民权利），指的是人们拥有的确定应该由什么人执政而且按什么原则执政的机会，也包括监督并批评当局、拥有政治表达与出版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能够选择不同政党执政的自由等等的可能性。这些自由包括人们在民主政体下所拥有的最广义的政治权益，或甚至包括诸如政治对话，保持异见和批评当局的机会，以及投票权和参与挑选立法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权利。<5>

    政治自由的作用主要在饥荒或社会发生动荡和灾难时期表现的特别明显，政治的激励作用可以促使政府官员在面对公民选举的压力下千方百计的去尽快阻止饥荒或改善饥民的生活状况。这就是为什么饥荒往往不会发生在民主国家的原因。实际上世界上的很多饥荒都是人为原因产生的。权威主义政府拥有绝对权力，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或独裁者不听专家劝告在制定经济政策上出现很大的失误。这两种中任何一种原因都很大的可能导致饥荒或经济的严重衰退。

    在出现社会大动荡中，权威主义政府的大小官员总是会保全自身的利益或生命而不顾普通人民大众的利益和生命。这也是伊拉克可以跟伊朗打一场历时八年的艰苦战争而不顾伊拉克普通百姓的疾苦的原因。在社会发生大的经济危机而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的时候，权威主义国家的那些权贵们的撑地股股的腰包丝毫没有被见到有什么缩小。而因经济危机导致的物质损失全部由普通的人民大众承担，那些走在最后和在刚发展起来的经济上多余的人们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劣。亚洲金融危机后，人们才真正感受到对民主保障的强烈需要。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本身就是缺少民主保障而引起的。金融的商业操作违规没有得到及时纠正，还是体现了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法治不健全，政府行为缺少透明度。

    (2)经济条件

     经济条件指的是个人分别享有的为了消费、生产、交换的目的而运用其经济资源的机会。一个人所具有的经济权益，将取决于所拥有的或可资运用的资源。以及交换条件，诸如相对价格和市场运作。就经济发展过程增加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而言，它们会反映大批人们经济权益的相应提升上。显而易见，以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为一方，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权益为另一方，在这两方面的关系中，除了总量以外，分配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新增收入如何分配。将会明显产生影响。<6>

     权威主义政府总是肆无忌惮的进行对市场的大规模垄断，官僚企业占有了社会大量的资源，社会的竞争资源无法开发出来，最终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远远小于欧美民主国家。而在其中计划经济就是典型的官僚垄断企业的经济运行方式，可为罪魁祸首。而在那些法制极不健全却以市场经济国家自居的极权主义国家却向权贵资本主义方向飞奔，这些国家的大小官僚和市场寡头控制了社会的大量资源，而普通人民大众只能在官僚们给他们划出的“市场自留地”里面开掘，而这块市场自留地本身所拥有的资源量少的可怜。而本来那些由官僚和市场寡头控制的资源按市场规律交给人民大众去配置则会发挥巨大的效率，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更让人担心的是在有些权威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种“新兴”资本——“腐败资本”。政府官员通过自身拥有的权力干预公平的竞争市场然后再抽出一部分本来用于高效率的资源配置的资本，这部分资本就是“腐败资本”。所以这种畸形资本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市场环境使一些跟智力资源紧密结合的优秀资本极大缩小了自身的市场生存空间。而寄生在这种不公平市场环境下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百般阻挠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和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法治国家。

　　市场好比一个制造财富的车间，资本和智力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是制造财富的原料。但是在有些权威主义国家里，这个车间里到处存在歧视、不平等、强制势力。那些低劣的原料充斥这个车间，而那些优质的原料在所占总体市场分额很少再加上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的状况下却仍然创造着的让人惊讶的财富，仍然发挥着原本更加高的效率。而那些低劣的原料虽然数量很多而且可能占的市场分额也很大。但是其创造的财富却是少的可怜和它本身所拥有的原料的数量和市场分额极不相称。而其他民主发达国家的车间里面却充满和谐、仁慈和爱，那里面“人人平等”，在这个车间里的人从来不问你父母是干什么的，而只问你是干什么的。在那里你可以凭着自己的实力大胆的闯，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车间有健全的法治，也是自由和民主的地方。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平等的遵守“游戏规则”。所以这个车间创造的庞大财富足以让全世界人都羡慕。

    (3)社会机会：

    社会机会指的是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极其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安排，它们影响个人赖以享受更好的生活的实质自由。这些条件，不仅对个人生活（例如，享受更健康的生活、避免可防治的疾病和过早的死亡），而且对更有效的参与经济和政治活动，都是重要的。例如，不识字对一个人参与那些要求按规格生产或对质量进行严格管理的经济活动（如全球化贸易所日益要求的那样）来说，是一个绝大的障碍。类似地，不会读报，或者不能与其他参加政治活动的人书面联系，对于政治参与也是一种限制。<7>

    有些权威主义国家对教育资金的投入总是那么的吝啬，他们总有很多理由为自己辩解。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差距拉的那么大，却仍然不愿意听到这些失学或受教育时间极短的痛苦群体的呼声。在这里我不是在以道德论政。但是我们在我们可以做到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赋予他们享有他们珍视一些生活的可行能力呢？他们的话语权呢？权威主义政府为什么只有自己才有说话的权利而要极不合理的去限制甚至有时候剥夺广大人民大众的话语权呢？那些失学或受教育时间极低的群体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可行能力被剥夺。所以在这个社会上他们注定还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父母是贫穷的农民，注定他们也只能是贫穷的农民。如果这个群体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那么对这个社会的贡献要远远多于我们对这个群体的教育资金的投入。权威主义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总算从财政里拨款一笔数量比较可观的资金去改善他们的状况，但是事实的结果总是没有和他们当初设想的好，这笔资金如同扶贫资金一样大部分没有用到正规用途上。贫穷的人们和失学的孩子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因为权威主义政府所创设的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温床。权威主义政府从上到下的腐败不根治，注定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的那种最可贵的可行能力还将被继续剥夺着。其实这个群体最根本的不需要仁慈的独裁者，他们包括整个社会最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去构建根治腐败的制度，还给本来属于他们的最宝贵的可行能力。只有最大限度的赋予社会所有人的可行能力，这个社会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每一个人才能各自发挥属于自己的最大潜力，各自为社会创造他们的那一份财富，这样社会的总财富将达到最大，从而也就达到了自由空间上的“帕累托最优”。这也是自由有超越经济利益和市场效率的意义的原因。同样保健对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是一种创造自身的可行能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当那些穷人连基本的医疗保障都没有，这意味着一旦他们失去身体的健康而在没有基本医疗的保障下又很难在恢复健康的情况下，那么也将会造成他们的可行能力被剥夺。

    (4)透明性保证：

    透明性保证所涉及的，是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要：在保证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自由的交易。当这种信用被严重破坏时，很多人——交往的双方以及其他人——的生活可能因为缺乏公开性而受到损害。透明性保证（包括知情权）因此构成工具性自由的一个重要的范畴。这种保证对防止腐败，财务渎职和私下交易所起的工具性作用是一目了然的。<8>
 
    透明性担保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政府政务公开，而要实现实质政务公开需要有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基础。这要是极权主义社会难以做到的。他们能做到的是只是在表面上敷衍一下人民而已，所以在先阶段在极权主义社会政务公开也只能是一种呼唤。就像呼唤要建立违宪司法审查机制一样。另外新闻自由对透明性的担保也很重要，同样新闻自由也是权威主义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5)防护性保障：
 
    防护性担保就是当人们遭受重大自然和社会的灾难后，比如严重的经济危机、重大的恐怖袭击事件（如美国的911）、地震等，人们享有政府提供的各种援助保护人们的生命或财产或其他在那时对人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利益的权利。关于这一段我已经在关于政治自由的那一段里重点论述过了。总之在遭受重大灾难后的人们会对民主的保障作用表现出来的强烈的需要，而这一点上绝大多数权威主义政府是无法给予的。

    无论一个经济体系运用得多么好，总会有一些人由于物质条件起了对他们的生活不利的变化，而处于受损害的边缘或实际上落入贫困的境地。需要有防护性保障来提供安全网，以防止受到影响的人遭受深重痛苦，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挨饿死亡。防护性保障的领域包括固定的制度性安排，例如失业救济和法定的贫苦者收入补助，以及临时应需而定的安排，例如饥荒救济或者为贫困者提供可增加他们收入的紧急公共就业项目。<9>

    实质自由既是发展的目标和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