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的关切：减轻自然的、社会的偶然因素对人的生活起点的任性影响 
    在这样理解的公平的正义观念里面含有这样一种观点：以公平的正义原则来调节的社会基本制度必须做出某种持久有效的安排，来减弱自然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对地位不利者的生活起点的任性影响。对所能想象的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生活组织而言，根除这些偶然因素的影响都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设想减轻它们的影响。义务教育首先是这样的一种可能的制度安排。义务教育是不以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是否有利为条件而为他提供的一种系统的帮助。这种帮助的明确的意图在于减轻社会性的偶然因素对于一个人的生活起点的不利影响。我出生于一个山村农家，但是我同样可以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这使得我的生活起点对我的不利影响减弱；因为我如果努力，同样可以期望完成中等教育，选择某种适合的职业，改善我的生活；并且，我的后代（如果我计划抚养子女的话）的生活起点将比我的更好些。 
    按照罗尔斯的看法，义务教育虽然可以减轻社会的偶然因素对人的生活起点的任性影响，却不能够减轻自然的偶然因素的任性影响，因为除了纯粹的自然偶然性之外，只要地位不利者的家庭处于匮乏状态，他们的后代人就有较大的可能在自然天赋的分配上处于不利地位。所谓自然的偶然因素，在通常的理解中指的是人的天赋差别。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批评是，自由主义维护资产阶级权利，默认自然天赋的天然特权：自由主义者可以同意实行义务教育，但不能接受将人的天赋视为社会共有的资产。在应当减轻自然的偶然因素对人的生活起点的任性影响这点上，罗尔斯同意采纳社会主义者的批评。但是他认为，减轻这种任性影响的理据不在于天赋是社会资产，而在于从公平的正义的观点看，有利的天赋不是一个人应得的东西，天赋的优劣对人的生活起点的影响是没有道德理由的。从公平的正义的观点来看，如果健全持久的社会合作是互惠的，即每个人都必须从社会合作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中受惠，如果才能是自然天赋的偶然分配的累积结果，经济与社会利益就不能简单地按照才能来分配。天赋高的人们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天赋高而享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他们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利益只能基于这样的理由：他们培养其才能为社会节省了教育和训练的费用，他们运用其天赋和才能的活动最有助于因天赋较低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提高他们的生活期望。既然在天赋高者与天赋低者的社会合作中，天赋低者是从以往的合作中受惠较少者，一种健全持久的社会合作必须包含某种补偿性的安排。这种安排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设立基本制度时，除配给部门和稳定部门外，还需要设立转让部门来根据需要确定最低福利水平，以保障不利家庭及其后代人不受市场偶然性的严重损害；设立分配部门来确定遗产和财产所得税的水平。这样，尽管自然的偶然性在宪法民主制度下也不可能消除，但是，由于转让制度与福利分配制度保障不利家庭的最低受益水平，这些家庭的成员——尤其是下一代成员——的合理生活期望就没有遭受到严重打击，自然偶然因素对于他们的不利影响就被降低到较小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