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自由及其核心观念
罗尔斯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缺陷是它作为一种系统理论不能充分保障所有人的平等的自由，需要做出某些修正；尽管在宪法民主制的政治传统中人们普遍将平等的自由看作是自然而然的原则，仍然需要从理论的反省、制度的可能程序以及它是否同人们的有个性的合理的善观念相容这三个方面，对平等的自由的概念加以省察，并使之发展成为实质性的正义原则。
平等的自由可以说构成了罗尔斯公平的正义理论的基石。罗尔斯认为，平等的自由尽管在自由主义自由体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但这一观念却是人们将宪法民主制度理解为正义的制度的一个基本之点。在宪法民主制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传统下，当人们思考建立一种健全持久的社会合作的基本制度应当依循何种正义原则时，他们会同意，这些基本制度应当构成这样的保障：社会合作的每个成员在公平承担作的负担的同时，对于合作所产生的社会基本自由享有同任何一个其他人同样完整的一份权利；这份基本自由优先于对于同社会公职、地位相联系的经济社会利益的有差别的分配；并且，这份权利不会被为着某种目的而牺牲，不会由于自然的与社会的偶然性遭受严重挫折，也不会由于具体交易或协议的累积后果的影响而被剥夺。这种理解，罗尔斯认为，是宪法民主社会的人们对健全持久的合作安排的条件的公平的理解。这种理解，他指出，引向一种关于社会的基本制度的正义原则的基本观念：只要可能，社会合作产生的所有善都要平等地分配；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将是不正义的，除非这种分配将使每一个人都从中受益。这一正义的基本观念的内涵通过一种合理的解释表达为他所提出的著名的公平的正义两原则：平等的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
有差别的经济社会利益分配的辩护：提高不利者的合法生活期望
社会主义一向对自由主义的平等即公民的平等的空洞形式性质构成严重批评，因为它明确地要求实质的即社会的与经济的平等。从公平的正义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的这一平等要求本身有需要澄清的地方：如果社会的、经济的平等是未来社会才可能实现的平等，它显然就不能成为一个现实的合作体系的正义原则；仅当它把自身的意义限制在对构成这种要求的背景的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应当进行某种调整的范围时，它才可以成为一个关于现实的合作体系的有意义的原则——社会的、经济的不平等应当以适当的方式来安排。但问题是，对这种安排社会的、经济的不平等的适当的方式需要作出更清楚的说明。而且，从社会的持久的稳定性考虑，这种说明应当从社会中受惠最少的成员的角度来作出。首先，设想一下，一个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当他一旦获得了同样的管理社会的能力时最期望什么。可能有两个主要之点：一是，他期望机会对他是开放的，二是，他期望在对他而言开放的竞争中，他不至由于不利的社会背景与经济背景而处于劣势。一个社会是在两个有同等能力的候选者中间优先选择地位不利者，还是引入综合考察或某种进一步的指标选中一个候选者，是个同决疑法有关的问题。看起来，优先选择地位不利的有同等才能者倾向于鼓励地位不利者的合理社会期望。但是从社会的稳定方面考虑，偏向于任何一种特殊境遇都会影响人们形成稳定的合法生活期望。重要的是，若诉诸进一步的指标，这种指标同样不应当是只对地位不利者不利的。如果出于不利社会地位的有同等才能者的上述两个期望得到社会安排的支持，这种安排社会的和经济的收入差别的条件对于他而言就是公平的。
另一方面，也是问题的更广泛的方面：一个处于不利地位、但不具备竞争高收入职位的人可能期望什么。这里也有两个主要之点：一是，他可能本能地愿望他马上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中等的甚至所能想象的最大的一份财产。但是在社会体系被普遍看作是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的社会，这种愿望在宪法民主社会中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它的实现要以剥夺一部分人的一些合法权利为条件。一种令一部分人权利损失来使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境遇改善的期望被这个社会的人们的共同的基本正义观念视为不合理的。另一个可能是，这个处于不利地位而不具有竞争才能的人讲期望他能通过社会提供给每一个人的系统的帮助——主要是教育——获得更大能力，从而通过合法的劳动与交易获得更多的善，改善他的生活。这种期望在宪法民主制社会，实际上在大多数存在法律的社会，都被看作合法的。在宪法民主制社会，这种期望尤其得到鼓励。因为，一个地位不利者的合法期望越是提高，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就越是提高，他的后代人（假如他有的话）的生活起点就越好，社会就越越趋于稳定。按照公平的正义的观念，同公职和社会地位相关的有差别的经济社会利益分配，只有当它是最能鼓励地位不利者提高其合法期望时才是正当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从事社会管理的人通过从事管理工作而得到较高的收入就对于地位不利者而言是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