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的符号学始于一个本质性的区分。

一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研究”的一开始便对符号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双重含义作了本质性的区分。他认为，符号根据其是否具有“含义”（Bedeutung）或“涵义”（Sinn）而分割为“表述”（Ausdruck）和“指号”（Anzeichen）两个部分，准确地说，表述作为符号总是表达某种含义或涵义，而指号作为符号“不表述任何东西，如果它表述了什么，那么它便在完成指示（Anzeigen）作用的同时还完成了意指（Bedeuten）的作用”[10]（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例如，当我们说：“二次幂的余数”，这就是一个表述，它具有不随时随地、不因人而异的含义，这是从客观的角度即从行为内容的观念关系上来考察的。我们还可以从主观的角度即从作为行为的实在关系方面来考察，例如我们可以说，“我们‘看’到他的愤怒和痛苦”，这句陈述是一个具体的、可理解的体验，因而是有意义、有含义的。哪些符号是指号呢？“在真正的意义上，一个东西只有在它确实作为某物的指示而服务于一个思维着的生物时，它才能被称之为指号”[11]，举例说来，烙印是奴隶的符号，旗帜是民族的符号，火星上的运河指示着智慧的火星人的存在，手绢包着的一个可爱的钮扣指示着一个美好的回忆等等。胡塞尔列举这些事例旨在表明，指号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既不像主观表述（即体验性表述或行为的实在性关系表述）那样，“在表示者的意识中与被表示的体验是同一个现象”[12]，同时也不像客观表述（即作为对象或行为内容的观念表述）那样具有一个不随时随地、不因人而异的含义（如几何学的真理），它们之间是一种描述性的、推测的、指示性的关系，这种关系产生于“观念联想”，其结果是不明晰的、非证明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断言，“指号”没有“含义”（Bedeutung）或“涵义”(Sinn)。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极易导致一种对胡塞尔的误解：似乎只有表述这种符号才有意义，而指号毫无意义，甚至是荒诞不经的东西。实际上，诚如胡塞尔所言，“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号”[13]，因此可以说，即使是指号也是有意义的。换个角度说，即使是无意义、甚至是荒谬的话语也是有“意义”的。鉴于汉语中无法找到一个对应词来翻译胡塞尔的Bedeutung而不致引起误解，我们不妨将胡塞尔的Bedeutung专译为“含义”[14]并对这个“含义”作出特别规定，只要一个符号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就认为它具有“含义”：第一，体验的同一性。我们的话语或话语的每个部分在我们的意识中与被该话语所表示的体验是同一个现象。但胡塞尔随后又指出，把心理体验称作表述的意义或含义，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15]。我以为，胡塞尔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从表述的本质以及逻辑的目的来说的；第二，陈述对象的同一性。我们在话语中所关注的不是传诉者或接受者，我们也不可能发现判断和判断者的痕迹，我们所知道的是：“无论谁提出这个陈述，无论他在什么情况下和在什么时间里提出这个陈述，这个陈述所陈述的都是同一个东西”[16]（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也明确地意识到这一问题，他用法语的vouloir-dire（想说）[17]来翻译胡塞尔的bedeuten，不仅如此，他还总结了bedeuten所具有的两层意思：

“一是正在说话的主体，如胡塞尔所说是在‘某物上面’表述的主体要说；二是表述要说；确实，含义（Bedeutung）总是某人或话语要说的：总是话语的一种意义，一种推论的内容。”[18]

我认为，胡塞尔在这里所进行的区分是现象学应用于符号学所带来的重要的理论成果，其意义堪与弗雷格在“含义与指称”一文中的发现相提并论[19]。不仅如此，沿着胡塞尔的现象学操作方法，弗雷格的发现在胡塞尔的体系中也能得到明确的认可，只是在表达和证明上稍嫌繁杂而已，例如，胡塞尔对表述作了三个层面上的区分[20]：在第一层面，胡塞尔区分了表述的物理方面（如感性符号、被发出的一组声音、纸张上的文字符号等等）与表述的心理方面；在第二层面，胡塞尔区分了名称所“传诉”的东西（即心理体验）与这个名称所意指的东西（意义、称谓表象的“内容”）；在第三层面，胡塞尔区分了名称所意指的东西和这个名称所称呼的东西（表象对象）。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胡塞尔的这种细致划分和描述其实已经涵盖了弗雷格在“含义与指称”中的重要发现，尽管后者更为集中和洗练。现象学著名学者R. 贝耐特（Rudolf Bernet）曾经明确指出过，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理论“是对弗雷格语义学的证实，同时也是对它的现象学奠基”[21]。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把弗雷格与胡塞尔截然对立起来，这显然是错误的，这表明德里达没有看出胡塞尔与弗雷格两人的共同点，表明他仍停留在语义学的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