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伦理学更像是实证哲学的翻版。在实证的状态下，在承认不可能有绝对知识的基础上，认为没有必要继续探求世界的本原与目的，更无需说明用什么理论或学说去解决什么问题，只要编制一套原则系统，教给当事人针对具体问题使用就已达到目的，这就是这种伦理学的全部功能与秘密。在他们看来，人事现象的内在原因以及发现原则的来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一心从事现象的实际规律与方法的运用工作，任务就已经完成得尽善尽美。除“实证伦理学”外，应用伦理学还可以称为“实践伦理学”或“实用伦理学”；对它来说，“探求所谓的原因，不论是初步的原因，还是最终的原因，”是根本做不到的和毫无意义的，“他（指孔德—作者注）把所有现象都看成是受不变的自然法则支配的，准确解释自然法则并将其归并成尽可能少的数量，”这才是它努力的目的。 
应用伦理学是一个过渡，可以作为一种对研究群体召集的理由；当它已经成为一种习称和流行语时，我们可以就势建立一个单独的学术舞台，把“伦理学理论应用”或“应用伦理”作为交流语式，引导其对一系列悬而不决的问题进行充分研究；在我们的社会中把伦理学理论化成进行社会抉择的理智力量；使道德哲学家重新在公共生活、立法与决策中占有地位。但是，应用伦理学的第二阶段显然已走入歧途，他们丢开元问题和元理论于不顾，依然更加急切地想直接解决迫在眉睫的道德难题和社会问题，由于忽视伦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他们无法正确描述公众的争论与分歧；“他们忙着把自己的深刻怀疑论的、相对主义的态度和非哲学听众（他们打算向这些听众大声疾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 尽管应用伦理学家花费十数年时间说明了两个问题：职业决策和公共政策不仅是科学技术或政治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必须通过哲学分析提供价值与意义的判断；伦理学建议和原则可以帮助解决实际难题并指导实际工作者的工作。然而，他们由于缺乏哲学的训练终于没能完成从普遍的道德原则中准确地推出规定性的和禁令性的道德准则，甚至引起实际工作者的不满与科学家的反感，有些人在扮演“卓别林式的既滑稽又可怜的形象”时，“还没有挖井就欲取水，还未能找到火就欲救火，不像一个很有理智的人。” 应用伦理学并没有认真区分由于文化背景和特殊制度的不同其道德原则应用于具体道德决策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注意这些差异对道德行为选择的重要影响。各民族、各地区、各种制度所筑成的道德文化分歧是客观的，用单一的美国或欧洲模式去解决国际和各国家的问题，特别是对道德行为和决策所施加的强制与约束，已经成为伦理原则或准则应用的羁绊。应用伦理学毕竟是价值与意义的评价，他只是对现实世界进行指导，它与具体技术不同，如果硬要用工具的本性去规定它的全部内容，结果就弄错了精神、思想、理论、原则和行为的关系，我们很多人过分热衷于社会调查和对案例的讨论而忽视对理论的追究，以为这些原则无须求证就可作为普适的真理标尺，我们与工程师和医生还有何区别。即使把我们这种应用模式作为工程模式 ，也不能忘记道德原则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它必须由充分推理的元伦理学的正当性证明以及不可或缺的逻辑推演才可能被接受。 
麦金太尔批评应用伦理学的理由是，在某一原则应用之前就已存在，说明这个道德原则只能是形式的、无内容的；应用伦理学的三个步骤的逻辑顺序也一直受到质疑，并被麦氏认为是不正确的，这个顺序已经在实际应用中被无情的推翻了；它是：把普遍原则公式化并从理论上加以阐述；经验地描述特定的社会背景或制度背景，包括体现在个人动机和目的之中的制度习惯结构；把道德原则应用于此背景下可能的行为选择过程。例如，教会权威和天主教道德神学家拒绝接受直接医疗性堕胎是基于与拒绝其他种类的直接堕胎相同，无论什么情况下，“无辜的生命的直接被杀害总是不道德的”原则； 这种原则应用必须在治疗性堕胎的背景和实例的应用中通过阐释而获得内容，它有更高级的神学或教义学的基础，并有强大的《圣经》这一来源；应用伦理学在伦理学的发展中并没有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很多应用伦理学家已经开始参与开井取水的工作，因为他们通过这近20年的实践，已经深知只从伦理学理论家们已开凿的井里汲水已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探明哪些井里是无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