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孔子贵仁”（《吕氏春秋·不二》），并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下》），仁者应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所谓“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荀子·非相》）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说“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强调了“不忍人”的“怵惕恻隐之心”是一个正常社会人所当具有的德性与品行；如果没有这种恻隐仁爱之心，那么他连基本的道德属性都不具有——“非人也”。那么，对于梁启超和马克思所谓作为公众“耳目”和“喉舌”的媒体组织以及媒体人士，又是否应秉承一种仁爱精神与恻隐之心呢？——震惊世界的凯文·卡特自杀案，也许会在这一问题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获1994年美国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的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1994年7月27日一氧化碳自杀于自己的汽车内，享年33岁。卡特闻名世界以及其最后自杀的主要原由，就是1993年他摄于非洲苏丹并发表在1993年3月26日《纽约时报》上的那副凄惨照片——《饥饿的小女孩》。
照片上是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苏丹小女孩，她在前往食物救济中心的路上再也走不动了，趴倒在地上。而就在不远处，蹲着一只硕大的秃鹰，正贪婪地盯着地上那个黑乎乎、奄奄一息的瘦小生命，等待着即将到口的“美餐”。那张照片传遍世界后，人们在寄予非洲苦难人民巨大的同情和怜悯的同时，更加关注那个小女孩的前后命运，成千上万的人打电话给《纽约时报》，询问小女孩最后是否得救。而与此同时，来自各方的批评也不绝于耳，甚至是在卡特获普利策奖之后，人们纷纷质问：身在现场的卡特为什么不去救那个小女孩一把？就连卡特的朋友也指责说：他当时应当放下摄影机去帮助那个小女孩。
在客观真实地报道人们的不幸与理当力所能及地仁慈求助被报道的不幸者之间，在新闻职业与人类普遍良知与良心之间，凯文·卡特陷入了急剧的冲突。显然，卡特并不是象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要“制造并赏玩别人的苦痛”（《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或“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热风·随感录四十二》），事实上卡特本人几乎从一开始便处于剧烈冲突的心灵痛苦之中。他在抢拍完之后，实在不愿再把那个极端对立、极其冷酷的场面再看下去，于是他把秃鹰轰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他看到那个小女孩用尽所有力气爬起来，重新艰难地向救济中心挪动……望着小女孩的身影，卡特内心充满了矛盾、愧疚和痛苦。他在一棵树旁坐了下来，一边抽着烟，一边泪流满面。后来，他曾对人说：“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如果我不能照常工作的话，我就不该来这里。”[16]
正是因为无法忍受外界公众的谴责与自己内心的道德困惑以及由此而来的愈来愈强烈的精神压力，卡特在获得大奖仅3个月后便走上了不归路——人们在他自杀的汽车座位上找到一张纸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所以，在及时、客观地报道与仁慈与恻隐的人类道德之间，在报道者与被报道者之间，在报道者与广大接受媒体信息的受众之间，蕴涵了复杂的伦理关系与深刻的道德冲突；而卡特，也只有选择自杀，来了结这种冲突以及这种冲突予他内心的煎熬。所以千龙新闻网上《凯文·卡特之死震撼人类心灵》一文的作者最后说：“对于卡特这样的人，我一直致以深深的敬意。他们的可敬，我想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博爱，真诚的博爱。”[17]
无独有偶，与卡特拍摄《饥饿的小女孩》相类似，福建《东南快报》记者柳涛2005年05月10日在该报及新华网发表的一组脚踩自行车的市民雨中栽倒在路中水坑的照片，引起了读者的争论，不少人指责记者不首先预告行人规避危险反而一旁等待时机进行摄影报道。CCTV《社会记录》栏目5月20日22:05也为此制作播出了节目《守坑者说》，新闻记者的“职业工作—做人良心”之间的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如果说卡特的作品《饥饿的小女孩》所暴露的苦难与悲惨不仅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悲剧并旨在唤起人们的恻隐与仁爱之心，而且导致了作者自身的罪感煎熬；那么美联社南越记者黄功吾1972的《火从天降》和英国记者迈克·威尔斯1980年的《手——乌干达旱灾的恶果》等，则主要通过作品所暴露的人间苦难与悲惨来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悲剧并唤起了人们的恻隐与仁爱之心……
戴震说：“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下）张载则说：“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中正》）又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孔子、孟子、荀子都主张仁者“爱人”，所以不仅要“君子讳伤其类也”（《史记·孔子世家》）和“无伤是乃仁术也”（《孟子·梁惠王上》），而且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尽管报道者的良知与良心可能背负罪恶或过错，但正是出于一种仁爱和慈悲，正是为了促涌人们的仁爱与慈悲，也正是为呼吁人间的公正与和平以及美好，所以新闻媒体要及时而准确地把人间所发生的苦难与悲惨恰当地反映给读者、给民众，这是新闻媒体之所以伟大和高尚的原由之一。而这种苦难与悲惨的报道给采集记者自身的伤害，则是一位仁爱与慈悲的新闻工作者所难以避免的职业困境。
四、勇敢精神与社会批评
马克思曾经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18]他和恩格斯说：“报纸的最大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19]——而“人民报刊的必然性”自然当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片面地（像当时激动的感情和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决。”[11]。
马克思说：“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20]，在《给“总汇报”编辑的信》中马克思又说“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 [21]。正是因为秉承求实、正义、仁爱的原则与精神，所以社会也赋予了媒体组织及媒体人士应具有“勇敢”的精神，对社会丑恶或不公正展开批评与批判，从而促进社会生态的秩序化与文明化，梁启超谓之“喉舌之用”与“向导国民”。故马克思说“在报刊上，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应该允可“作为理智的力量”的公民“在权利平等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批评”[22]。当然，这种批评包括与政府在内的所有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之行为或现象的批评。这种批评，媒体必须具有勇敢的品质与立场，故马克思说“有了独具风格的关于战事的文章，就能够在伦敦至少多获得五十家订户”[23]。此可见富有批判性、战斗性的媒体于人民的吸引力与意义。
2005年1月18日中新社转发法新社报道说，国际记者协会当天公布的报告显示2004年共有129名记者因公殉职，并指出伊拉克、菲律宾是记者工作的最危险区域。报告还指出对比2003年93名记者因公殉职的记录，在战地工作和进行腐败调查记者的日渐成为攻击目标。另据俄罗斯新闻社2005年5月18日的报道：阿拉伯记者联合会当天发表声明称，自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已有100名记者不幸在这个国家丧生[24]。战地记者在十大危险职业中排行第三，但对记者来说，比流弹更为危险的，是那些罪行遭到媒体揭露的黑恶势力，他们恼羞成怒或怀恨在心而伺机报复。据统计，在1992-2001年的10年间，共有389名记者因公殉职，其中有79.6％是遭黑恶势力报复而被害的；而遭报复遇害的298名记者中，有53人生前曾接到过死亡威胁[25]。
所以，与“有偿新闻”、“媒体权力寻租”等违反新闻伦理的现象相反，大量冒着生命危险以及其他代价而勇敢地采访和报道社会事件而将社会丑恶以及相关犯罪嫌疑人公之于众的良好现象，也不断涌现出来。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被媒体评为“二○○二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的《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王克勤。近年来，他先后推出了震惊海内外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等一系列揭黑性的深度调查报道，仅2001年因他的笔而被送进监狱的黑恶分子就达160多人，黑社会组织甚至放言悬赏500万元要他的人头的，被誉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26]。
1925年11月3日，鲁迅在《热风·题记》中深刻地写到：“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在这个意义上，媒体就勇敢地充当了社会疮疖的“手术刀”，无情而有情、有情而无情地“时时解剖”它们；它既支撑了民众的知情权，也捍卫了社会正义与人间公道，更彰现了新闻记者们的德性的光辉与情感的深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