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自由主義的公民德行

　　由於自由主義的基礎是個人主義式，重視個人平等自由權利的合法保障，所以傳統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主義民主即使缺乏有德行的公民，只要建立制度和程序上的制衡，如分權、兩院制、聯邦主義等，就可以阻止可能的獨裁者，確保民主政體，所以即使每一個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不顧公共福祉，一組私利將會制衡另一組私利。但是自由社會運作的結果並不是如此樂觀，經濟上市場壟斷、財富集中；社會上貧富懸殊、犯罪率上升；政治上少數人主導政策、派系惡質競爭，原因是自由主義的公民概念只給予公民法律上的形式平等，而忽略運作這個平等權所必須的經濟和社會條件的平等性，因此造成社會實際運作的結果是實質的不平等。事實上一個在經濟和社會上弱勢的個人，即使法律上規定種種的平等自由權，他也缺乏運作這些權利所必須的工具和條件。例如：美國大都市貧民窟裡的黑人，機會均等的憲法保障並沒有實質的意義，因為他們幾乎無法負擔昂貴的教育費用，而較高的教育程度是落實機會均等所必須的條件；至於當代民主政治的選舉，由於缺乏龐大的財力，平等的參政權對大多數公民而言，只是徒具形式。

　　所以有些學者認為，應該擴大公民的權利，使公民在原有之公民、政治兩權之外，再加上社會權，如增加受公共教育、健康照顧、失業保險、老人年金等權利，以確保每一個人享有充分社會成員的地位，使每一個社會成員能參與和享受共同的社會生活。當代福利國家的概念就是要彌補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之間的差距，由於市場過程傾向於造成收入的不平等，所以國家使用其力量給予公民社會和經濟福利，以使實質不平等和形式平等之間的矛盾不會過大。因此伊格納提夫認為，當代政治是結合自由主義和傳統公民概念的理想，一方面保障個人自由，一方面允許政府利用共同資源創造共同的福利權，使得自由主義所承認的形式自由有實質的基礎，所以這樣的政權在何謂理想生活上保持中立，卻對個人所認定之美好生活的達成提供必要的支助 。

　　許多學者相信，社會權可以使較差階級進入主流社會，並有效地運作其公民和政治權，但是新右派（the new right）則認為福利國家造成窮人的被動性，並沒有真正改善窮人的生活機會，並且創造一個依賴文化，所以福利國家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使公民成為被動的依賴者。新右派認為被社會接受為一完全成員的先決條件是實行某些義務，長期失業者無法實踐獨立維生的義務，不能執行一般義務和缺乏平等權利一樣，同樣是成為社會完全成員的障礙。

　　伊格納提夫也指出許多福利國家政策的實例，證明將公民權延伸到福利的結果，並沒有增加社會團結，它並沒有使公民對公共利益產生較強的承諾，而且一旦政府被定義為最後資源的提供者，新的公民文化是產生無節制的欲望，使得一個欲望滿足之後，又會產生無限的新的需求。譬如：犯罪率的增加，使得本來以為透過社會福利肯定每一個人的社會分量之後，人們就會以成熟公民相對待的期待落空。此外，社會工作者取代家庭看護工作，有得也有失，需要照顧者得到較好的照顧，使得家庭成員，尤其是婦女，可以得到較大的自由投入勞動市場；但是家庭義務感會減弱，社群的團結也會受危害。福利國家雖然在某些方面強化集體的團結，如：在一個有公共健康服務的社會，我們有義務付擔彼此健康醫療的成本；但同時福利國家也允許新的依賴者的出現和新的道德辯解方式，當碰到有人虐待兒童時，「這是國家的事，不是我的」，成為每一個人第一個想到的藉口。尤其在公共住宅方面，「所有人的財產就是沒有人的財產」這個準則，可以解釋人們對公共事物漠不關心是每下愈況 。

　　從以上的分析，顯然自由主義以程序和制度的機制均衡私利的作法，並不足以形成健康的公民文化，使得公民德行的必要性再度受到重視。如果公民對自己的健康不負責，如注重飲食健康、運動等，國家將無法提供適當的健康照顧；如果公民不願承擔對其親屬照料的責任，國家將無法滿足小孩、老人、殘障者之需求；如果公民不願意在家裡減少、循環使用物資，國家無法保護環境；如果公民不節制的借貸或要求過度的薪資，國家將沒有能力調整經濟；如果公民經常不能容忍差異和缺乏正義感，建立一個更公平社會的企圖將會失敗；在這些領域中如果沒有合作和自制，自由主義社會成功和進步地運作的能力將減少。所以蓋爾斯敦強調，自由主義制度的運作在許多方面受其公民人格的影響，而且在某些情況下，薄弱的個人德行所造成的弊端，不論多完美的政治設計都無法應付。

　　自由主義社會的公民需要那些德行？蓋爾斯敦將自由主義社會所需要的德行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支撐任何政治社群都需要的一般德行，另一類是自由主義之社會、經濟和政治三大領域所必要之德行。一般德行包括勇敢、守法和忠誠，由於每一個社群都需要其成員冒險捍衛社群，所以勇敢的情操被普遍重視；社會追求集體目的的能力和人民守法的精神成正比，所以守法可以減少社會達成共同目標的成本；至於忠誠則是對社會核心原則的信仰，成員的忠誠度減少，社會也會相對的減弱。

　　自由主義政體所特別需要的公民德行，在社會方面蓋爾斯敦認為有二：獨立和容忍。前者是基於自由主義所重視的個體性，主要是養成個人能照顧自己和對自己負責的氣質，避免成為他人不必要的依賴，這個德行的養成可以彌補前述福利國家所造成的弊端；後者則和自由主義肯定價值多元密切相關，容忍差異就是尊重他人的理性能力和個體性，而且容忍異己也代表願意用說服而不是用暴力的手段，達成意見的一致。事實上一個真正自由和多元的社會必要條件是：社會大多數成員具有容忍的德行，多元而不寬容，社會一定充暴戾和不安。

　　經濟領域的德行包括工作倫理、適應力、守時、創新、想像力等。在政治領域方面蓋爾斯敦分別一般公民和領導者的德行，一般公民所需的德行包括：分辨和尊重他人的權利、辨別候選人之才能和人格之能力、適度自我節制（如：公民不能要求超過國家所能承擔者，經常性的赤字預算是將社會成本轉移給下一代）等。而領導者的德行則包括：耐性、抵抗名利的誘惑、縮小民意和明智決策間的差距等。

　　莫西度（stephen macedo）也強調自由主義社會需要重視德行，他認為一個良善的公民必須具有某些特點：願意尊重他人生活、將個人的計劃和承諾服從於公正的法治、說服而非強迫等。此外，廣大的同情心、自我批判的反省力、願意實驗和嘗試並接受新的事物、自制和積極自主的自我發展、欣賞傳承的社會理想、對其他公民的情感和甚至利他的關懷，這些德行有助於個人在自由主義社會的發展，也有助於實行自由主義的公民責任。羅爾斯也認為政治德行對公平的社會合作之重要性，他所強調的政治德行包括：禮貌、容忍、合理性、公平感。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從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中，歸納出自由社會之公民應有的德行是：容忍（肯定多元價值就必須容忍差異）；公開討論和理性對話（任何政策或主張允許公開討論和理性對話，是重視個人自由具體的實踐）；不同價值主張者之間的相互尊敬（這是肯定人的平等性的具體表現）；自我批判和反省能力（自由社會是一個透明的社會秩序，公民必須具有批判力，才能理性地思考政策，民主政治才能成熟發展）。

    六、結論

　　一個健全的自由社會，公民不能只重視權利而忽視應有的義務，這個想法已經成為當代政治哲學家的普遍共識。誠如蓋爾斯敦所論述，強調自由主義在某種程度上需要公民道德，並不是等於自由主義政體必須要有完美的公民，因為自由主義不是要求一個天使之國，重視公民德行和權力制衡的制度設計並不衝突。因此自由社會不是不需要公民道德，道德可以強化制度的成效，所以自由社會的多元和差異不會成為衝突和不安之源，而是成為每一個人在追求幸福人生時，提供多樣的思考和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