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伦理是现代文化观念体系的重要支点

    道德体系的革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便是一个重点，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摩尔小姐（新道德）本来是并提的，而且大众观念的变革总是从道德观念的革命发端，民主需要血雨腥风的革命奠定基础，科学需要学贯中西的精英去启蒙和普及，而道德革命却主要是在日常生活层面由大众完成的，有着超前的观念和滞后的行为模式的新文化英雄们并不能代劳，有着改天换地、扭转乾坤势力的政治英雄们也无法左右，道德的变革既是经济、政治、文化变革的先兆也是其产物，而这样的革命是更深刻层次的，影响着整个文化体系的走向。经济伦理不仅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步入现代化正轨的社会转型期，经济伦理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观念体系的重要支点。

    经济伦理改变了社会发展观念，传统伦理以维持既定秩序为主要目标，把“天下大治”、“永保太平”作为最高目的，完全沦为专制统治的精神武器，为保证一家之私天下千秋万代，在经济上崇农抑商，自觉消灭新生生产力萌芽，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抑制民间势力增长，阻挠市民社会形成，在思想上奉行一元正统观念，绞杀现代启蒙思想，最后成功地抑制了内部的否定性和反抗性，人为地延长了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宗法统治，形成社会停滞的、消极的一潭死水式的稳定，这种不惜以牺牲发展为代价来促进稳定，使中华文明在近现代这个环节落伍，外强中干，不堪一击，这是一部屈辱的近现代史的内因，一味谴责帝国主义侵略而不作深刻的文化自我反思，与事无补。而经济伦理是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以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为目标，在处理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持积极态度，以发展促进积极的稳定，以稳定作为发展的条件，而且不仅探索高效率发展之路径，也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就为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奠定着观念基础。

    伦理是工商文明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工业化的印记和商业化的印记，经济伦理的工业化特征使其行为的复制性、规范性较强，道德法制化的倾向明显，忽略了心性的修炼，伦理精神的内向探索减弱；经济伦理的商业化特征使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规律成为价值观体系的基础，一切“不经济的”“无市场的”“不时尚的”“低效益的”的东西都成为被排斥和淘汰的，道德行为可成为信誉资本，信用投资信用收益使道德成为市场上的卖点，道德在“低俗”的生产领域和市场体系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言犹在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9页）但我们也不难看到，义与利统一，道德动机与效果统一，利他与利己的统一，义务与权利的统一等，这些道德理想在侧重后者的基础上开始趋近现实。

    经济伦理是市场经济的直接观念基础，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也是法制经济。经济伦理的观念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丰富起来的，如契约意识、合同观念、质量意识、服务意识、顾客本位观念、营销艺术、消费心理研究、互惠互利原则、环保意识、科技人文化趋势等，都可能作为经济伦理的观念雏形。诚信是经济伦理的基准线，诚信的机制化建设是经济法规及法制化社会建设的起点，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组织、运营、扩展，市场的开发、占有、巩固、体系化等，皆与诚信的机制有关。市场经济打破了血缘、地域的界线，也淡化了国家、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国际规则的共通性强化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促进着在多元价值观冲突中的全球伦理的形成，促进着各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理念的沟通和交流，这对于人类文明的和平与发展前景有重要意义。

    经济伦理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先导。经济伦理不同于表面化和表演化的政治伦理，它更真实、更直接地反映了普通人的思想与行为的规律及规则，这种真实性使道德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上的真正进步成为可能，也使政治淡化了情绪化的浪漫主义的色彩，而增加了理性内涵。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经济伦理正是经济与现代政治理念之间的一个重要连接点，而在传统文化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内在联系是被遮蔽的，尤其在道德观念中。经济伦理的产生和发展给伦理文化带来了新气象，传统道德的充满自我牺牲的悲壮情怀更多地被达成心理平衡的慈善公益事业替代，个别人的与心性修养联系的高风亮节（高线道德）让位于不断机制化的公民道德（底线伦理），以规范思想为主转向了以规范行为为主，（行为失范而心性束缚是传统社会的特点，思想自由而行为规范是现代法制社会的特点），这样既为法制社会奠定了基础，也为人的心性自由拓展了空间。

    经济伦理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观念基础。盲从的子民是专制统治的产物，而成长起来的独立的成熟的公民才是民主政治的主体。独立才能自主，能自主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个体独立的前提是经济上的独立，经济独立的基础上才会有政治和思想上的独立。对私有财产和个人权益的维护是市场经济以及新经济伦理的基本准则，这就决定了个体本位的观念成为受经济基础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理念。经济领域中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规律驱逐了空头政治的繁文缛节，现代企业的产权机制、经营机制、管理机制、人才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等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启示，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政府在逐步形成。发展成为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的阶段性标志。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相匹配的，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经济利益多元化，社会阶层分化日见明显，经济利益的平衡是政治权力互相制衡的基础，因而社会民主的深度广度也在不断扩展，在经济民主、学术民主、社团民主、家庭民主、生活民主的逐步推动下，政治民主越来越具有实质性的内涵和程序化的形式，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进入正轨。

    经济伦理与科学文化精神是一致的。人文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现代文化则呈现出明显的泛科学色彩，在现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而科技理性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科学文化成为现代文化的标志，技术基础成为生产力变革的主要动力，科技文化的强势使伦理道德在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渐失，那个道德借宗教而神圣化、借政治而机制化的全盛时代结束了，科技理性以客观性为轴心，使以主观性为核心的道德在现代文化体系中逐步中立、淡化，伦理精神在工商文明时代是人文精神的基线，在高科技时代成为人文关怀的边界，制约着野性发展的科技，力图突破机械性文化的樊篱，在机器越来越智能化的时代力图继续保持人的主体地位。道德激情是道德活动的重要动力，而科技理性向伦理道德领域的渗透，使道德观念和活动的情感性相对削弱，越来越成为理性的选择；善离开了真往往会成为伪善，形成“面子文化”、形式主义盛行，而民众真正的道德素养却无从提高，极端时还会形成国民双重人格或礼教吃人的局面，科技实证精神的渗透使道德不再只是主观世界的活动，也在真实的基础上探求价值真理和行为规律，以达到更合理并更真诚地面对他人、自我、社会、自然，道德实践的意义凸显。科学不迷信，它的不断挑战权威、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也推进着道德的进步，包括对一些传统道德规范的现代反思和突破，也包括在现代市场经济和高科技发展的条件下建构新的伦理规范，如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全球伦理及职业伦理等，对在科技力量武装下成为自然界主人的人类的行为提出限制，保证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伦理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出发，归结于社会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它体现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现代意识与传统情怀、效率与公平、现实需求与终极关怀等的以某种更切近实际的方式的统一趋向，这使道德不再空泛，而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力量。经济伦理的兴盛给中国文化体系带来新气象，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切实促进着观念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