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宗教界对於全球化的反应一般来说应当与它对现代性的反应基本一致。较为传统的、社群主义取向的教派不喜欢伴随「世俗化」出现的现代性，不喜欢市场经济，当然也不会喜欢全球化。但是，基督教本质上是一种普遍主义的宗教，原则上也可以是认可全球化的精神的。比如日渐认识到社会生活、现代社会生活也是神圣天职之一种的「公共神学」，对现代性就有更多的肯定，对全球化也更从乐观的角度看。30
全球化使得经济以及传媒、技术、教育、法律、医学等新的世界史性力量逐渐取代国家、家庭等「自然性力量」，对於公共神学来说，这当中蕴含着进步的巨大潜能，是符合普世主义的基督教精神的。但是，西方市民社会体制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根源，那就是没有灵魂的。市民社会的自我管理更为重要。西方的市民社会的自治传统可以推到基督教会的圣约传统。「公共神学」的代表人物斯戴克豪思多次援引新教神学伦理学家Kuyper的「领域」理论说明这一点。特别地讲，基督教伦理在建立新的全球契约伦理上可以有所贡献。基督教传统中有丰富的「圣约」资源。这些年积极参加组织制定全球伦理原则的伦理学界和宗教学界人士中，就不乏基督教神学家如汉斯．昆(如他所参与与领导的The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1993; The InterAction Council: 1997; the Universal Ethics Projects: 1997)。另外，汉斯．昆等走的是「规则伦理」的路子，寻求跨文化的共同伦理规则。其他基督教伦理学家也有从德性伦理的角度寻求全球化背景道德的。如Peter Paris指出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图图主教作为新时代的人类共同道德理想典范，他们不属於白人主流社会，但是却对於一个全球化世界的道德素质的改善发挥的难以想象的伟大作用。从而，证明了弱势群体并非只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可以是全球化的贡献者——这种道德的与灵性的贡献是必不可少和至关重要的，否则，全球化的负面的效应会吞噬整个地球。31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历来对於公共领域冷漠，缺乏公民责任感。中国教会的福音派倾向，与此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建立市民社会自治的习惯和理念支援、在习惯社会公约的公民共和主义精神上，中国文化还有长路要走。

    对於全球化的对於人类前景的可能的负面影响前景的反思，应当追溯到对於现代性基本价值的批评。这就回到本文开始时讲的现代性经济的「利润博弈」特性上。什麽是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价值的一元化，亦即经济价值的一元化统治。瓦尔泽在《正义的领域》中曾经指出，任何领域价值跨出自己的领域而一元化称霸，就是最根本的不公正。在现代社会中，最有势力的领域当然是经济领域。当民族国家还有力量时，人们至少认为生活还有各种不同的价值如公民共和主义的价值，还有爱国主义等「神圣、高尚价值」。虽然丹尼尔．贝尔和吉登斯等主张现代性是由「多维度」生活领域构成的，但是经济确乎在现代性中占据主导。根据Polanyi的看法，这种「自主」而又控制了人类社会的「经济」迟至19世纪才产生。32前面说过，现代型经济是一种博弈思维。一切都可以被还原为「筹码」。可以量化地、理性地获取。这种思维的危险是彻底毁灭人类生活的深度和丰富性。这比全球化经济中的「分配不公」等等更为根本，而且是经济不平等、人际准战争、全球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等恶的根源。里斯本小组指出：全球化经济的极端导致人们眼睛中没有人，只有市场者与消费者。没有社会利益，只有股东的短期利益。「竞争把人类全部状况简化为人的经济主义立场与行为方式，即人们的竞争。对於它来说，知识、信仰、行为方式只要不隶属於竞争能力，没有被竞争能力合理认同，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对於经济界来说，就是无关紧要的。把竞争能力放在压倒一切的经济界『具有魔力』的典型公式就是『让我们回到生意上来！』」。33

    基督教因为本质上是「在世中但不属世」的，所以应当具备对於现存主导生活形式质疑的能力和动机。如基督教神学伦理学学者Shweiker就指出，现代性 全球化的弊病是根本价值上的，是经济拜物教。但是，把任何价值看得比上帝高，就是价值的颠倒，就是罪。奥古斯丁说过：有些「好」是拿来使用的，有些「好」是「最好」，是终极幸福之所在。经济之好是工具性的好，上帝才是价值本身。上帝之为终极价值，又保证了人的超乎商品层面的价值。这里的价值分立等级大序思想与希腊价值大序思想是相通的。价值是分立的，而不能压缩成一种。这是抵抗全球化的道德危险的根本依托。34当然，基督教价值层级的论证方式与希腊式方式不同。Shweiker的论证诉诸的是上帝是创造主，人之所以有高於物品的价值，是由於上帝所创造的人具有一定的主体性或创造性。教会之为由圣约构成的内在之约，应当担负起抵抗外在契约、竞争市场对人的价值的贬损的危险的使命。现代性经济乃至全球化经济的最大问题是以商品化的一元论价值取向摧毁人的主体性价值。Shweiker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悖论：现代性是以主体性、征服自然为原则的，但是其发展却使人变成了经济体系的客体。实际上，从东方文化的角度说，这种主体化思维既然可以追溯到西方文化宗教的信仰，那麽导向异化、经济化也可以追溯到西方文化的核心。海德格尔因此倾向东方。
但是，「东方文化」就可以把人类从全球化的陷阱中解救出来吗？恐怕不能那麽简单地回答。

    我们能够说的只是：全球化的伦理观照确乎会使人又一次重新思考东西方文化的深层价值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