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太监、裹脚这些制度、陋习，是和整个中国传统文明联系在一起的。要谈论中国文明，无论讲得怎样玄天玄地，博大精深，都无法绕开太监、监狱、酷刑这些制度，无法绕开缠足、吃人、贞洁牌坊这些现象。中国文明已经和这些恶习融汇在一起，难解难分。而且，这些恶习背后的思想观念，至今也仍然没有断根。对一种文化，我们不仅要问它给人们带来了什么，而且要问它使人们避免了什么。它使人们避免了什么，也就是它的道德底线守卫到哪个层面。在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经典中，并不乏那些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教诲。《论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也就是说，马厩烧掉了，孔子只问伤到人没有，在孔子的心目中人的价值是更高的。孟子向诸侯国国君宣扬的都是修德爱民的理论。儒家的原始思想达到了牟宗三先生在《历史哲学》中所说的：“中华民族之灵魂乃首先握住‘生命’者。因为首先注意到‘生命’，故必如何注意到如何调护生命，安顿生命。故一切心思，理念，及讲说道理，其基本义皆在‘内用’。而一切外向之措施，则皆在修德安民。”但是，衡量一种哲学与衡量一种文化不同。衡量一种哲学主要着眼于其理论的博大精神程度，着眼于其智慧精华的含量；而衡量一种文化则必须以历史的眼光，去观察这样的文化形态支配下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观察这种文化支配下的制度建设与生活模式。因此，我们不能以历史的“理想”的理论去替代历史事实，不能用哲学上的智慧精华去掩盖历史的糟粕。中国传统文化诚然有太多太多“注意到如何调护生命，安顿生命”的内容，但是中国历史却发生了更多更大规模更长期的践踏生命、蹂躏生命的事实。牟先生认为，“西方以智为领导原则，而中国则以仁为领导原则。见道德实在，透精神实体，必以‘仁’为首出。”但是对比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从战争的频繁、惨烈程度，从屠杀的规模、手段，从各种各样社会习惯的荒唐、残忍程度，根本不能体现出这个每一本书上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国度比别人多处一丁点的仁义道德来。相反，道德是可以杀人的，女人失去贞操自杀、死了丈夫殉夫，都有一种好听的美德命名，叫“贞洁”，而且死后还有立贞洁牌坊，进宗族祠堂的资格，于是一场残忍的死亡，被披上一层神圣的道德光辉。在这个以“仁”为道德核心的国度，千百年来那么少人对缠足这样的恶习表示愤怒——相反，更多的是下流文人的低级肉麻的赞叹，没有人对太监这种非人的制度表示反抗——相反，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自我阉割。这些渗透进了中国文化的骨髓中的毒汁不但没有受到排斥、清理，反而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广泛接受。读线装书的人怎么没有这样的疑惑：孔子那么关心人的生命，为什么他的徒子徒孙面对一种把千百个健康的人拿去活生生的阉割的制度，把一张健康的脚板拿去活生生的裹得骨裂形歧的恶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快，没有认为这些事情都是违反了他们每天挂在嘴边的“仁”？一种缺少道德底线的文化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文化。道德底线的作用在于让人们把伤天害理的事当作伤天害理加以警惕，把泯灭人性的事当作泯灭人性加以反抗，如果整一个民族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中一代代的重复那些毫无人道甚至灭绝人性的行为，并且和这些制度、习惯相安无事，对这些制度、习惯熟视无睹，那么这种文化绝对是出了重大的问题甚至病入膏肓的。正因如此，胡适直到1961年还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中说：“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一直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这种激烈的结论背后沉淀着历史的苦难。

　　从哲学的角度看，不可否认原始儒家思想中存在很多人性的光辉，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儒家思想世俗化之后建构的传统文化，最明显的缺陷就在于没有提供一种包含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底线伦理。当我们在批判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的时候，应该在人道主义的框架内建立一种起码的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