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阉割，有特定的手术师，称为“刀儿匠”。手术之前，先绑好手脚、腰，以防阉割过程中动作过大，无法完成手术甚至流血过多而死。手术前要吃臭大麻，吃到脑袋恍恍惚惚，肉皮发胀发麻。手术第一步是割睾丸，在球囊左右各割开一道口子，把睾丸挤出来，这时被割者会奇痛无比，唯一的止痛措施就是把猪苦胆劈成两片贴在球囊两边。第二步是“割势”，也就是割掉人鞭。要用锋利的刀一刀切去，创口插一根大麦杆类似的东西，接着一连几天忍饥挨饿，直到拔掉那跟管子，小便如常，才算阉割成功。整一部中国历史的所有太监都是为皇帝而产生，所有的毫无人道、泯灭人性的阉割与自阉，都是为了服务一个人，那就是皇帝。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的残酷性，就在于整个国家的所有能量都被调动起来满足一个人的随心所欲的需求，他完全可以挟风雷，发闪电，可以仁慈如父母，同时可以阴毒如世仇。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人民的生命不再是生命，而是机器，是附属于君主，可以任由使唤的机器。所以才会产生一个专门经过残忍的酷刑的折磨以换回皇帝一人的放心驱使的太监集团。阉割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经过阉割的太监，往往有更多的接近皇帝、讨好皇帝的机会，所以也有掌握大权的机会。而一旦掌握了实际权力，太监便会把他们的心理阴暗一面疯狂的发泄出来。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代往往就是太监掌握大权的时代，东汉的“十常侍”、明朝的魏忠贤等等，他们一旦位极人臣，那种由生理缺陷引发的心理畸形就会以非常的手段表现出来，他们往往把世人作为仇敌，无所不用其极的发泄他们的畸形心理。中国历史上很多文化人饱尝太监的迫害，但是他们控诉的对象都是直接指向“某阉”，魏忠贤叫“魏阉”，就是没有人控诉那种把正常人变成太监的制度。

　　另一种反人性而且长期存在的现象是妇女缠足。缠足的起源，一般认为在南唐李煜统治时期。南宋张邦基的《墨庄漫录》一书中记载，南唐主李煜有一宫女，曾以帛缠足，使其纤纤如新月，“回旋有凌云之态”，从此缠足开始流行。19世纪，一个西方人布莱森夫人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国的儿童生活》，其中记述了中国的妇女裹脚：“裹脚时先将带子的一端放在足背下，然后缠住四个小脚趾，裹到脚底下，用另外一根绳子将脚后跟与拇脚趾拉紧靠近，在脚底下留个缺口。缠完时，带子的头就被牢牢地压住，这样过一两个星期。此外还要不时地更换新带子，但动作要迅速，否则的话，血液会在失去知觉的脚内重新流通，那痛疼是无法忍受的。”（见《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现在我们不难找到缠足之后的小脚的照片，还有小脚的X光照片。缠足就是把四个脚趾都缠进脚板下面，活生生的把脚缠成尖削形。给小脚女人准备的鞋子，都是畸形的尖头小鞋。太监的阉割是为皇帝而阉割，女人的缠足则是为男人而缠足，女人的缠足，就是为了满足男人的驾驭心理与畸形的审美心理。而承载着中国文化传承的使命的中国古代文人，大多数并没有对这种非人的社会陋习表示不快，相反，他们往往怀着一种畸形的审美眼光，从毒瘤中发现艳若桃花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赞美过“小头鞋履窄衣裳，天宝末年时世妆”。清代的李渔则更加猥亵地赞美小脚：“瘦欲无形越看越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摩，此用之在夜者也。”为了男人地“用之在日”与“用之在夜”，便教整个民族千百年的妇女从六七岁开始忍受裹脚这种非人的折磨——仿佛妇女天生就是来给男人“用”的——而这些以道为使命而自得的文化人，居然大多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只有极少数人对缠足曾发出过抗议的声音，清朝张宗法在《三农纪》中从人道主义儒学的角度批评裹脚的恶习：“人赋鸿濛，万物皆备于一身，得天地之气生，受四时之法成。然贵贱虽殊，其宝命一也。仁者补之，尤恐招损，今俗尚缠足，堪伤天地之本元，自害人生之德流，而后世不福不寿，皆因先天有戕，此语可为智者道也。”然而他对此也无法阻止，只是开了一张药方以减轻裹脚的痛苦。裹脚的陋习，直到清朝灭亡，才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