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道德底线的缺失。在中国哲学里，道德底线几乎被推到人性的至高点。孟子就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杨朱主张“为我”，墨子主张“兼爱”，都被孟子斥为“禽兽”，孟子心目中的“人”，也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底线，就是人和他人，包括“君”、“父”的伦理关系。虽然“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是一旦不尊君重父，就同于禽兽。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里，儒家哲学对传统文化起了无可替代的支配性作用，可以说，儒家哲学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然而，孔子喋喋不休的宣扬“仁者爱人”，孟子不遗余力的传播仁政德治，他们的理论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上看，并没有造成一种真正有人文气息，真正尊重人、爱护人的制度与习惯，反而使“仁义道德”变成泛道德主义，造成一批假道学的横行。这种文化缺乏一条起码的道德底线，也就是制止残暴无人道的事情发生甚至形成制度、习惯的那种内在的文化力量。

　　我们常常津津乐道于五千年文明史，津津乐道于“四大发明”，直到今天，这些话语仍然被毕恭毕敬的写进历史教科书，让下一代享受意淫的快感。然而，“四大发明”无论如何伟大，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文化这个“孔”生出来的东西，所以火药被拿来做鞭炮吓鬼，指南针用于罗盘捉鬼，造纸术和印刷术则大用于佛经印刷。倒是这些东西传播到西方，不久就显出无穷的威力来。说到底，“四大发明”不是科学精神的产物，而是生活经验的造品。我们的传统有两大“不文明”，说“不文明”，是因为这两者都体现了野蛮的丛林社会的特征，而且，它们的残酷性不但没有被中国的仁义道德所批判、摧毁，反而在仁义道德的文化土壤中存在了千百年，成为社会制度、习惯。更可怕的是，这些非人的制度习惯在历史文化的发展中侵入了文化的机体，甚至已经构成中国人传统品格的一个部分，这两大突出的“不文明”就是太监与小脚。

　　在春秋战国以前，殉葬是普遍的事情，如果没有生人殉葬，则以人样的“俑”殉葬。孔子对这种现象表示了他的愤怒，他曾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咒骂那些搞以俑殉葬的人绝种。但是从秦汉开始，宦官就已经出现在历史舞台，甚至已经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前沿，却从未有人对阉割制度表示愤怒。阉割，从很早就已经开始形成制度，历史久远时期的阉割情况已经很难找到详实的记载，但是近古的阉割，多少留下一些令人读之颤栗的文字。阉割太监的地方叫“蚕室”，《二刻拍案惊奇》记载，“因是阉割的见不得风，故引入内里密室之中，古人所云‘下蚕室’正是此意。”“蚕室”，一个多么诗意的名字。而“阉割”的雅称则叫“净身”，不熟悉中国文化奥妙的人很难想象到，如果我们说“到蚕室去净身”是何等的恐怖！中国人向来喜欢在血淋淋的现实前面冠上一些美妙无比趣味无穷的名字——即如人肉，宋代文人庄绰在《鸡肋编》中谈到，儿童的肉叫做“和骨烂”，是最鲜美的，因为儿童肉在煮烂后，可以连骨头一起全部吃掉。而年轻女子的肉则被称为“不羡羊”，意思是比羊肉更鲜美。男人的肉被叫作“烧把火”，意为烧不烂，是人肉中最不好吃的。而对人肉的通称则是“两脚羊”。——于是即便是阉割、吃人，照样在冠冕堂皇的名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