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有人大反三从四德，反而害了许多妇女(参见第6-5节李某报复案)。即使西方的妇女也开始反思，不再强求浪漫的婚姻，而是探索婚姻的底线：诚实[5]。心理学研究显示，尽管女性和男性受到感情驱使的时候都缺少理性，可是多数女性的感情持续时期比男性长，如果不能把爱和行建立在敬和礼的基础上，最后吃亏的往往是女性。
敬和礼的底线正是诚实：不管丈夫作了什么，只要以诚相待，他与妻子之间的关系就比与其他女人的关系更密切。在底线之上，一个值得尊敬的男子除了不说谎之外，还有更多的自尊心。恢复理性的人比寻欢作乐时的自尊心多。女人利用这些自尊心约束丈夫，比利用女权主义有效得多。尤其妊娠期之后的妻子，丈夫变情的概率很大，把婚姻建立在非礼无敬的所谓爱情基础上，一定会伤害女性。中国大陆的妇女地位表面上举世第一，男人的自尊受到挑战，可是大陆女性的自杀率高于男子，成为全球独一，很说明问题(参见第8-2节)。有些现代人反对爱之以敬，行之以礼，认为这会让婚姻减色，其实恰恰相反：婚姻要靠着文明有礼才能长久，才能永葆青春。
清代画家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述了他和妻子芸相爱一生的基础：芸结婚好几个月还对沈复恭敬如新，沈复说你别对我这样，咱们又不是外人。芸听了从不反对，可是沈复给芸披衣服的时候，芸照样心怀感激地说谢谢。终于有一天，沈复不耐烦了，说你再这样就是伪君子。芸说圣人的教导难道是不对的吗？沈复说只要在内心里保持恭敬就行了，用不着这么多礼数。芸楞了，好久才说：在家里对父母也是只在内心里保持恭敬吗？沈复非常感动，转嗔为笑，安抚妻子。后来生儿育女，直至死别，两人从来没有红过脸，时日愈久，感情愈浓。
芸在知书达礼的宗族中成长，对于婚姻生活不但没有妨碍，反而能够锦上添花。芸把童年时代的天真和青春时期的清纯保持了一生。现代人很少有人能比得上，除了虔诚的基督徒。
近代林徵因选择梁思成而不选徐志摩，也是得益于爱之以敬，行之以礼。徐志摩这样的现代诗人学了西方人的浪漫，却学不到西方人的笃信，很靠不住。即使在欧洲，20世纪仍有不少妇女得益于爱之以敬，行之以礼，只不过名词上不称为“礼”。尽管她们不是修身的人，却是“虔信基督教的传统妇女”[6]。
“今天的问题已不是弗洛伊德时代的性压抑，恰恰相反，性的泛滥倒是以爱的压抑作为其昂贵的代价。”[7]
二十世纪之末，一个女学者谈到自己在婚姻咨询时遇到的一个典型案例：一位新女性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可是多次交男友都没有成婚，原因是这位新女性不隐瞒自己曾有过非爱情的性史。对方虽然是新男性，也有过非爱情的性史，可是全都不愿意找一个有性史的女性为妻。这位新女性的男友全都素质较高，各方面条件很好。如果这位新女性隐瞒自己的性史，本来也不难成婚，不难建立自己的家庭，可是这位新女性认为，如果对方连非爱情的性史都容忍不了，那还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如果爱情也要建立在相互欺骗的基础上，作人还有什么尊严？
女学者的忠告是：男性与女性之间对爱情的理解很不一样；女同胞不要受一时的情感驱使，要善于保护自己[8]。
调查发现：2/3的女婚外恋者和1/5的男婚外恋者重情，2/3的男婚外恋者同时拥有两个以上的性伴侣，调查中的女婚外恋者全都只有一个性伴侣[9]。
男性与女性之间不但对爱情的理解十分不同，也不但在受精卵之中有先天的不同，而且进入学龄之后，还有许多源于先天的不同，直到成年时期，仍然差别很大，甚至在购物这样的小事上也体现出来[10]。
在女人的一生中，只有很短的时期对男人具有纯生理的魅力。进入生育期之后，妻子很难靠着纯生理的魅力来笼住丈夫。
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常常不愿意生育，甚至不结婚，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西方社会出生人口下降，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担忧，因为即使地球的资源无限可用，也需要海盗们生出小海盗，法制钱选社会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