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管理者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以身作则；地方官员就把地方当成自己的家，自己要当好的父母官，而不是只满足当公仆。所谓的公仆在推卸责任的时候是仆，捞好处的时候不是仆，而是盗。
父母官应该有父母心，有些父母甚至为了儿女作出自我牺牲。例如70岁的吴凤考虑到自己年迈多病，来日不多，就用自己的头感化土族头人，废止用活人头祭神的蛮习[1]。
家天下落实到基层是宗族，每个族长，以及有教养的宗族成员，都努力立德，立功，立言。最好是三立俱全，其次是二立，再其次是一立。如果只有一立，最高是立德，其次是立功，第三是立言。三立的基础是礼：“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2003》)。
《礼》是《周礼》、《仪礼》、《礼记》的通称。南宋之后的考试内容以《礼记》为主。因为必须具备《周礼》和《仪礼》的基本知识，才能领会《礼记》的精神。
《周礼》相当于现代的国家组织行政法，加上干部职责和待遇的各项规定。《仪礼》相当于把外交部礼宾司的一套程序规定用到内部的重大事务之中。《礼记》则引导人们把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在化，变成人心中的东西。一个人无论处在社会中的什么地位，什么层次，都可以从礼的规定中得到好处。共同遵守的规定使较大地域上的人们都受益，这一点对于西方社会也不例外，只不过不叫做礼。在英美社会中称之为习惯法，在欧洲大陆称为成文法。违法受审相当于事后救火，克己复礼相当于消除隐患，所以德治的管理成本比法治小。
在文明社会中，只靠一个人做不成什么事业，一定要组织起来才能做事业。即使单纯立言，也要得到出版或网络的支持才能成事。一切正式组织都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有了礼，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就在行动上易于协调。中国人总结了一个对联：文章本六经得来，事业从五伦做起[2]。
在欧美社会中，事业不必从五伦做起，而是可以从物质许诺做起：签订合同，事先说好收益分配。中国不具备欧美的资源条件和法制条件[3]，所以发展出小成本的协调方式。儒家志士与皇室互动(参见第2-2节)，用西方术语来说其实就是权力制衡：我跟你协调，你也有义务跟我协调。如果皇室不尊儒，不接受礼的约束，就得不到志士的拥护：旧志士会死谏，新志士不与昏君建立君臣关系(参见第1-2节关于愚忠的讨论)。
越是文明的社会，需要履行的义务越多，精神面貌好，人就幸福，；精神面貌差，就自找烦恼。西方经济学家曾经统计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寿命的关系，发现中国人很特殊：在国民生产总值较小的时候，人均寿命却较大[4]。究其原因，是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好，文化覆盖替换了经济覆盖。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描写过一个儿童汤姆，在被迫刷篱笆的时候，故意装出津津有味的样子，引得小伙伴儿们也想刷篱笆，最后还用自己心爱的小物件换取刷篱笆的机会。
人类在获得温饱之后，有许多事情可以使人得到欢乐，关键在于从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些事务。
事业从五伦做起，从立德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忍辱负重：这是为了长远利益，不是大公无私。
礼制是在单纯法制和大公无私之间履行中庸之道：单纯法制只有外在的行为约束，不能变成人心中的东西，大公无私强调了人心中的东西，却不可能真正落实到管理实践中。
礼的效益还不止于此：夫妇之间“爱之以敬，行之以礼”(《礼记·文王世子0814》)，比现代人爱之以情，行之以情更可持续。未婚的青年如果没有礼，只有情，就等于放弃最美好的时光。上了床，就再也不可能体会出关关雎鸠和寤寐嗣服，不可能体验宝玉黛玉之情，不可能领略梁山伯祝英台之情，不可能领略罗米欧朱丽叶之情，只可能领略三十岁甚至四五十岁的成年人之情。除了早夭的人之外，每个男人和女人都会成为三十岁的成年人。在十六岁和二十六岁之间，不妨先享受一下金不换的青春：知书达礼，衿持含蓄，憧憬未来，辗转反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