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都想成家立业。古文明之后，成家与立业相辅相成。
一个什么业都没有立的男人很难成家，因为女人的本能是不与无业的男人生儿育女。近代以来略有变化：在福利国家中，生儿育女有社会保障，成家就不一定以立业为前提。不过，不愁温饱的多数成年人还是想立业。
围绕小家庭的立业常被称为私业，以天下为家的立业称为公业。近代以来，君子为了学习海盗，必须丑化君子(参见第二章)。丑化的方法是：建立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准“大公无私”，然后把君子都说成是伪君子，再按照基督教的理想标准(只有很少的神父能达到)，把君子描绘成嘴里说着仁义道德，心里却是男盗女娼，满脑子都是个人的私心。
上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委托一批学者编篡《辞源》，西历1915年出版，列有专条：“大公，谓公之至也，如云大公无私。”
《辞源》编辑部有不少饱学之士，不会不知道“大公”这个词出于明代王夫之(船山)的《读通鉴论》，但却未引其源：“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如果援引这个词的源头，大公就不能解释为“公之至也，如大公无私”，而必须解释为“把小范围的私推广到大范围(天下)”。以天下为家，就是大公，。大公不必无私，不排斥私心，而是要把私家的范围扩大到普天之下。无私不可能大公，顶多只能小公，如某人背了一块大石头，把自己和石头一起沉到河中，给人们做跳板(《荀子·不敬0302》)。
儒家不提倡这种不人道的大公。宋明之后虽有“明天理，灭人欲”的说法，但其作用主要是反对奢侈浪费，与佛教相抗衡。在宋明时代，佛教主张的清心寡欲导致生活节俭，比较适于环境条件较严酷的中国国情。理学没有要求每个人都不吃不喝不繁殖，在朱熹看来：“饮食，天理也；要求美，人欲也”(《朱子语录·卷十三》)。理学从处世出发提倡节俭，不同于佛学，不是从厌世出发而提倡节俭。
儒家倡导的五伦不是大公无私，而是珍重自然契约中的私：天赋人伦。这样的私有利于个体生存和群体延续。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可以说成交易互利：孝敬父母的人，子女也会孝敬自己。这个交易不是当场交易，而是远期交易；不是一对一，而是上中下环环相交。德制学选的制度保证多数人都能顺利成交；正如一对一的顺利成交也需要法制钱选的制度保证一样。
友爱兄弟姐妹的人，兄弟姐妹也关心爱护自己，是现代所说的交易互利，但是不限于经济交易，还有许多文化的和天伦的交易互利。
文化交易互利的成本最小，因为把人们最容易拥有和最不会丢失的东西当成资源。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是天生就有的，相互之间的帮助，是最不会丢失的，有许多年都是互利的，幼年和老年不是互利，但是从代代相传来看，仍是有付出也有获取(不育后代者例外)。兄弟姐妹之间也有血缘纽带，是自然的，不会丢失的，相互之间的帮助，在时间上更长久。
经济交易互利的成本比较大(参见第6-4节关于儒家与法家的讨论)，把生产过程所需要的东西当成资源。
武力征服的成本介于文化交易和经济交易之间，可是风险最大。造反组织的内部通常是文化交易，雇佣军的经济交易多一些。
尊儒的皇帝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也就是“家天下”。这个家是动词：一方面是要求最高管理者要像对待家里人一样对待被管理者，另一方面是按照管理家庭一样管理天下，例如以孝治天下，长幼有序，为政以德，克己复礼等等。
君子学海盗之后，把“家天下”说得十恶不赦。在丑化君子的年代，许多学者都从最坏的意义上理解家天下，也就是把天下的好处全都用到自己的家里。
大肆批判家天下的结果是：管理者不把被管理者当成自己家里的人，只当作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天下不是最高管理者的家，只是一架征服自然的大机器。
要求最高管理者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从可持续发展来看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多数家长都希望家人说自己是个好人(立德)，多数家长都不愿意污染自己家里的生态环境，也不愿意自己家里遭劫遭灾(立功)，多数家长都希望把自己的经验教训传给后代(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