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胡适、丁文江外，这一阶段科学派中其他人物的观点大致如下：

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12） 提出：“人生观成不成科学是一事，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又是一事”；“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事，而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事。”其一，科学可以“间接”“改变”人生观；其二，科学可以“直接”“造出”人生观。

章演存发表于《努力周报》的《张君劢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13），是直接针对张君劢“人生观”演讲中所列的人生观与科学的五点区别而发的：（1）一方面，“不能说科学纯为客观的”；不过，客观的“原则还是存在”。另一方面，“人生观里最不容易统一的，就是一种情感作用”，但是“要能分析到和没有情感一样的地步，原则也一定还是存在。庄子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这就是去求人生原则的方法。”（2）认为张君劢所谓“直觉”也还是“意见”，因而不能施之以科学的“论理”。（3）指出：“张君没有告诉我们人生观是全体的——不能分割的理由。”（4）指出张君劢的一种“自相矛盾”：他所举古今中外伟人及他自己的人生观及其表现都是有动机和理由的，“动机和理由就是因，他们的人生观就是果。”（5）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是从张君‘皆以我为中心’一句话产出来的”；“张君要是换句话说，‘凡此九项，皆以“真”为中心’，这个是非立即就解决了。”

朱经农《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14），从八个方面对张君劢提出质疑：（一）既然人生观为文化转移之枢纽，而文化又有有益有害之分，此有益有害即是文化之是非标准，也即人生观之“是非标准”；凡有益者采之，而有害者除之，此存革取舍，即“方法”；由人生观之是非，而有文化之是非，此即有其“因”，则有其“果”。（二）张君劢既说人生观无绝对之是非标准，又说人类目的避恶向善，此善与恶，正是“是非标准”。（三）指出了张君劢的一个严重混乱，就是把“无公例可求”的“人生观”归入哲学，又把哲学归入了所谓“精神科学”范畴，而又承认精神科学是有公例可求的。（四）对张君劢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划分提出质疑。（五）批驳张君劢关于科学的“金科玉律”、“一成不变”的说法，捍卫丁文江关于科学“日进无已”、“前程不可限量”的思想。（六）质疑张君劢的“纯粹心理”概念，并指出他以“顷刻万变”来证明其不为科学所支配的谬误。（七）揭露张君劢的矛盾：既云“人生之所谓善者皆精神之表现……其所谓恶者皆物质之接触”；又云“所谓物质者，凡我以外皆属之”（包括父母、妻子、国家、社会等等）。可是人谁不接触父母妻子，这岂非说人人皆必陷于恶？（八）指出了张君劢的另外一个问题，即把中国文明归结为“精神文明”，而把欧洲文明归结为“物质文明”；进而指出，任何精神文明都是要受物质文明的制约、尤其是受物质自然环境的影响的。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共收入唐钺五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心理现象与因果律》（15） 开宗明义：“我这篇文章的主意，在说明一切心理现象是受因果律所支配的。”他强调：“因果律是从经验得来的。”第二篇文章《“玄学与科学”论争的所给的暗示》（16），与梁启超那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性质相当。第三篇文章《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17） 是针对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中的论点而发的，认为，梁文以为情感如“爱”和“美”是“神秘”的，也就是不可分析的；但事实上爱与美之情感也是可以分析的。第四篇文章《科学的范围》（18）是针对林宰平对丁文江的质疑，解释说，“我的浅见，以为天地间所有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天地间有人，我们就有人类学、人种学、人类心理学等。天地间有鱼，我们就有鱼学。天地间有艺术，我们就可以有艺术学。天地间有宗教，我们就可以有宗教学。说艺术宗教的科学的研究是科学，不是说艺术宗教就是科学，同说鱼的科学研究是科学，不是说鱼就是科学一样。”最后一篇文章《读了〈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后》（19）是针对范寿康的驳议而发的抗辩，坚持“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