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末世之刺也，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此皆众工所共知也。”

而上工“法天则地”之技在针法中的具体表现为：

“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浅深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

　

读过上述经文，自然会导出这样一个问题：针法的治疗效果究竟与施术者的个人素质有多大程度的关联？甚至会有人问：在施以针刺的过程中，除了技艺因素外，是否还需考虑施术者与患者间，有可能存在某种“气”的交流？即是否存在某种能量通过“针”，从施术者一方传递到受术者身上，从而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的问题。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都能通过实验弄清，目前似不应仅仅依据感觉轻率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要之，通过郭玉与今本《黄帝内经》的有关论述可以了解到：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对于医家悟性、灵活性等个人素质的强调，首先是出现在针法的相关记述中。相比之下，药物治疗在此时还处在强调“验方”之传授与使用的阶段。《汉书·艺文志·方技》中有“经方”类，其意即是“经验之方”。无论是文人儒士，还是医家，历来对“经验之方”都是十分重视的，因而才会有

大量或简或繁的方书问世。致于说后世在药物疗法方面也出现了“古方不能治今病”，主张 “宁失其方，毋失其法”的新思想，那正是本文后面将要讨论的问题。即“医者意也”观念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问题。

“意”之内涵的转变
　

自郭玉倡言“医者意也”后，历代皆有援引以为据者，但援引者大多不是针法医，所欲阐发的旨趣也与针法无关。实际上，热衷此说者主要是一些注重药物理论与应用的医家，显示出医疗技艺重心从针灸疗法向药物疗法的转移。伴随着上述从针到药的转移，医者之“意”自然会因两种疗法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换言之，“意”的内涵在悄然之中发生了种种改变，表述的思想内容已与出典风马牛不相及。为要弄清“医者意也”这只旧瓶所装新酒的味道如何，则必须先看看是何人、于何时、向此瓶中灌入了何酒。

就管窥所及资料而言，在郭玉之后较早言及“医者意也”的是南朝名士陶弘景（456～536）：

“故陶隐居云：医者意也。古之所谓良医，盖以其意量而得其节，是知疗病者皆意出当时，不可以旧方医疗。”

　

陶氏于医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将旧传《神农本草经》加以扩充、注释而成《本草经集注》。故上述之语显然是就方药而言。其后有隋唐间人许胤宗，“每疗，无不愈。”故人问曰：“公医术若神，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胤宗答道：

“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即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

　

在唐代医家孙思邈（581～682）的著作中，则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一观点：

“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故用汤也；若四肢病久，风冷发动，次当用散；……次当用丸……。能参合而行之者，可谓上工。故曰医者意也。”

“若夫医道之为言，实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际，意析毫芒之里，当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数之所在，言不能谕。”

“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

　

从总体上讲，医家真正大谈 “医者意也”是在宋代之后。试观以下诸例。

《太平圣惠方》序称：

“夫医者意也。疾生于内，药调于外，医明其理，药效如神，触类而生，参详变易，精微之道，用意消停。”

《夷坚乙志》记述北宋张锐以一种药治愈两人全然不同之病，因有人问其故：

“敢问一药而治两疾何也？锐曰：此于经无所载，特以意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