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话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他表露出一种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悖的“科学倾向”。但遗憾的是，这种“科学”的倾向比较少见；且当出现时，受诘者亦不过是一笑了之。同样，定式化的医方固然具有刻板保守的一面，但在某些场合也有追求规范的性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倾向”。例如被“医者意也”的支持者朱震亨斥为“何异刺舟求剑、按图索骥”（参见注18）的《和剂局方》，实为宋代官药局生产成药的规范。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规范，成药又当如何生产？因而有人认为：《和剂局方》具有典型的药典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堪称我国药学史上第一部划时代的药典学著作。

今天，即便是对“医者意也”充分理解、满怀眷恋者，亦难免有下述感慨与批评：

坦率地说，“医者意也”是缺乏现代科学性的，它很容易暴露出种种破绽，甚至流于荒诞不经，然而回到中医的源流上来理解，又会感到它不仅仅是文人用来说故事的题目，而且代表了古典中医的一种思想方法。……时至今日，随着中医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在越来越精细严密的医学科学分析和技术要求面前，中医的思想传统已经失去了存身的基础，经典表述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如果有谁还对你说“医者意也”，那么他一定就是最后的中医。反对中医现代化，绝对是不切实际的愚蠢念头，谁敢与科学较劲呢？

　

这种思想方法真的失去了存身的基础，无法与科学较劲吗？

七、科学的难点

承认中医能够治病，甚至能治疗一些连现代医学都感到棘手的疑难病症，这对于大多数具有种种直接或间接感受的中国人来说并不困难。遗憾的是成千上万乐于承认这一事实的专家学者，却无法以自己掌握的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对这种感受的科学性、合理性加以证明，无法对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原理、本质、“所以然”做出说明。这就是“科学的难点”。

　

中医之所以能够治病，固然与几千年之经验积累有密切的关系。但通过前面的论说，不难了解到中医的许多内容并非都来源于实践经验，而是与一些被近代自然科学排斥在外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按道理讲，从这些被认为是属于“交感巫术”的思维方式出发，理应只能产生出伪科学与伪技艺棗不真的认识与无效的操作。但在中医这片土地上，却结出了实实在在的果实。对于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哲学家或科学史家给予了必要的承认：“科学与方术在早期是分不开的”；“无论这三者（巫术、宗教、科学）的实在关系如何，巫术好像终归是宗教与科学的摇篮”，只不过“科学比巫术有更清晰的洞察力，它谦卑地学习自然的法则，通过服从这些法则而取得控制自然的能力”。

近代自然科学的确比巫术具有更清晰的洞察力，能够揭示许多自然现象与技术手段背后隐藏的“所以然”问题。例如在传统医学领域中，上述思维方式带来的最“伟大”成就，应该说是众所周知的“人痘接种法”。由于古时认为天花的病因在于人体内存在有先天的“胎毒”，欲要引出胎毒，就必需使用某种能与体内之胎毒产生“感应”的东西，于是便令小儿穿上病愈患儿之衣，或取病愈者的疮痂移植到未患过天花者身上，以实现“引胎毒外出”的目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虽然一直存在于中国医生的头脑中，但却丝毫不影响“人痘接种法”作为当时预防天花最有效之法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即便是在牛痘法传入中国后，人们也还是以此作为其原理解释；而且对于牛痘的安全、优越性，同样给予了类比式的解释：牛属土性、性情温顺，故用之万全。实际上，直到近代免疫学形成之后，人们才真正明白“种痘”何以能预防天花。同样，人们通常所说“吃什么，补什么”无疑也是来源于原始的类比思维方式，并成为食疗，以及许多“自然之物”被广泛用作药物的理论依据。“科学家”开始对此嗤之以鼻，且常常与前引苏东坡难欧阳修之例一样地加以驳斥：中医言“色赤入心、色赤补血”，那么吃只红色的袜子能治什么病呢？中医言“白糖补气、红糖补血”，然白糖与红糖乃是一物，只不过纯度不同、红糖含有些杂质而已。然而当科学家，或者说是医学家弄清了相同器官的化学构成极为相近时，市场上出售的“猪肚子”（胃）则往往被刮去了内膜棗用于生产某种胃药；同样，当人们不再仅仅是从制糖工艺的角度去看待红糖与白糖的区别时，“杂质”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名分”棗许许多多黑色食品的特殊营养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当我们了解到花中多含芳香烃、挥发油，具有扩张毛细血管（发散）的作用时，对于中医据比类之观而言“诸花皆升”，亦可理解；但对于那些至今还不能对其“所以然”做出解释的理论、技艺，又该如何对待呢？尽管从理论上讲，人类具有不断认识自然，逐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能力，但又永远不可能穷尽因果之间的全部链接细节。这不正是“科学的难点”之所在吗？在此种情况下，一种被称之为“哲学的荣誉”的认知方法棗紧紧抓住因果两端，而将期间的细节问题留给未来自然科学的方法，不是也永远会具有存在价值与生命力吗？中医之所以在当代还没有消亡的根本原因，恰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