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中国精神的理解，即便是在古代，在儒家的理解之外，也并非没有其他可能。事实上，百家之学提供了种种不同的路径。但百家之学折衷于“六经”的经学知识结构最终保证了“中国”在观念层面上的统一性。经学主导史学与子学，同时又以二者为羽翼，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结构。这个知识结构构成中国精神客观展现的四重域（身、家、国、天下）统一的基础，其形塑的主体，退可以修身藏道，进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进退之间具有自由伸缩的弹性空间。但“五四”以来，随着“科学”的知识谱系被广泛接受，本来就已经被抽去了制度依托的经学，随之潜入隐性的层面。中国的学问于是以“国故”的方式被科学所“容受”。“垂教万世的经学成为一代典章的史书。”于是做经学的人只是“考古”，并非“希圣”，经学成为“史学的经学”。另一方面，今文经学传统不满于“史学的经学”，而要做“经学的经学”，与其说是尊孔，毋宁说是“托圣”，其极端之后果则是“子学的经学”的产生。而科举的式微则使六艺之学失去了制度的依托。事实上，由于以聚焦于修身的经学知识结构所对应的修身主体的逐渐缺位，以六艺为核心的经学不再作为立国与立人的大经大法。即便如此，“五四”以来的历史，也并非通常所概括的那样，是从四部之学到分科之学的结构性嬗变与替代，而毋宁说经学在虚位后不断地由各种思想与意识形态填充的过程，由此我们遭逢了一个可以表述为子学与史学对经学的僭政时代。经学成为自由探究对象的代价，是各种价值观念之间持续的竞争与冲突，而这种斗争的调节在现实性上却往往诉诸外部的势与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后果，就是经学的知识体系与科学的知识体系隐显错综。这固然是一个困局，但亦未尝不可成为“五四”的贡献。传统儒学塑造的是处于进退之间的个人：进而为儒，走政教风俗之路；退而则道，为审美艺文之学。虽然进退可以选择，但毕竟不能避免那种种深深的困境意识，传统儒家也在试图寻找不受出处进退的影响，而将修身与经世结合在一起的新方式。而现代分科之学助成了知识的独立探索，以此与于斯文而经营天下，而这种方式可在一定意义上超越当下，形成对进退选择的一种有益补充。问题是，独立的知识探究一旦不知其所当止，失去了伦理检测与政治防御，就很难抵达上述目的。如何以经学的谱系涵摄科学的知识系统，形成一个精神性关注主导的知识结构——这既是解决科学知识结构本身的问题，从而释放其活力；也是深化经学知识谱系的必由之路。毕竟，经、子、史乃是一切完整的知识系统所内在包含着的三个面向，将此中的真理性揭示出来，从而增进对人类知识结构与性质的理解，这或许是后“五四”时代在知识问题上一个根本性问题。此问题其实关涉着六艺之学的普遍性意义的开发，而此一开发又必须超出文化保守主义层次上对传统的储存与守护。六艺经学所揭示的中国的精神基础，具有一种向更高人性与天命的开放潜能。王国维曾经表达的集各种文明的智慧修治一身的“五四”理想，不正是六经精神的一个展布，但它在保守主义那里是否还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肯定？

“民主主义”：九十年后的反思


作者：□赵璕（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    时间：2009-04-30
　　愈趋愈激的民主主义终于断绝了晚清以来不绝若线的共和主义政治实践，因其不纯粹民主、不符合理想的模式。
　　五四：民主主义的膜拜与幻想

　　“民主主义”不是生造的概念，Democracy，“德先生”是也。Democracy这种不带-ism却表达一种系统的主义、价值和信仰的性质，五四时代的人们了解得很清楚，除了译音，各种译法都有“主义”的后缀，如“惟民主义”、“庶民（全民）主义”、“平民主义”、“民治主义”、“民本主义”、“民权主义”等等；对于“德先生”贯穿各个领域无远弗届的权威，自然更充满了向往，以为不但政治、经济因此丕变，即使“美术也，文学也，习俗也，乃至衣服等等，（亦）罔不着其色彩。”（李大钊）所以陈独秀才敢对不满《新青年》主张的人发出挑战：“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这当然不能遏止反对者的不满，但真“有气力、有胆量”反对德、赛两先生权威的却似未曾有；反过来，从此以后，所有要表示反对《新青年》主张者，都不得不声称自己是以促成两先生的理想在中国实现为职志的。个中原因，在近年一些思想史家对中国现代思想中的“科学主义”的批判中有所呈现——挪用一下韦伯的 “铁笼”之喻，可以概括为现代性自我发展与自我囚禁的悖论——不过，反思科学主义的资源来自西方，“赛先生”在中国的势力也早已根深蒂固，虽在初期不免引起反弹，但很快即为大多数人接受。“德先生”的情形与之完全不同。作为一个据说在西方也未完成的目标，除了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或研究一下有关的“民主理论”，其余都似乎是奢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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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赵兄原文：



“民主主义”：九十年后的反思

                                                     赵寻（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  ）

        “民主主义”不是生造的概念，Democracy，“德先生”是也。Democracy这种不带-ism却表达一种系统的主义、价值和信仰的性质，五四时代的人们了解得很清楚，除了译音各种译法都有“主义”的后缀，如“惟民主义”、“庶民（全民）主义”、“平民主义”、“民治主义”、“民本主义”，“民权主义”等等；对于德先生贯穿各个领域无远弗届的权威，自然更充满了向往，以为不但政治、经济因此丕变，即使“美术也，文学也，习俗也，乃至衣服等等，（亦）罔不着其色彩。”（李大钊）。所以陈独秀才敢对不满《新青年》主张的人发出挑战：“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