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明 赵寻 陈赟三人谈】
【一】中国精神、六艺经学与五四的历史脉络
陈赟
五四能否将自身遣送到未来，就在于它如何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要素或者内在环节。对五四的重新肯认，在今日中国文化复兴的语境中或许更加困难，因为保守主义的兴起有可能导致对五四的简单否定。
在90年后的今天，反思五四的语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反帝”与“反封建”所主导的五四叙述，毋庸置疑，是“革命”正当化的方式，而“革命”则为“现代”提供动力，“现代”本身又缔造着“新中国”的正当性基础。但今天，革命的语境已经不再，现代性的反思也持续了将近30年，中国在世界历史格局中的位置，也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中国能否在政教上提供自己的方式，已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五四以来，普通中国人可以堂堂正正地立身天地之间的精神机制，亦即生活世界中的道德与伦理，也对“中国”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回应这种要求，五四就必须在一种富有建设意义的脉络里被思考，被关注的应该是“中国”概念的精神内涵及其未来，而不是现实存在的合法性。
五四：中国精神辩证发展的环节
我们知道，作为“现代”展开环节的五四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关联着一种外铄性的中国观——新中国观，其意义是由并未确定内涵的自由、民主、科学等来填充的，这个中国观是在与“旧中国”的对立中，亦即在“古今之争”中显示自己的位置的。但在其中，我们遭遇到作为复数的“中国”的冲突，诸种中国如何统一的问题，作为“中国”的“现代”问题，已经不能继续在它的有限现代空间里自我定位，而需要放置在数千年文明的历史及其未来中加以思考。将五四置于中国传统内部，重新加以脉络化，关联着五四本身的命运：五四能否将自身遣送到未来，就在于它如何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要素或者内在环节。从这个角度看，五四的“反传统”不是在传统“中国”之外重建另一个“中国”，而应该在治疗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精神辩证开展的环节。将五四以来的文化，在“古代”中国的传统之外，独立作为“一统”加以理解，会使得中国的概念缺乏深厚的支撑，很难摆脱去历史化、去中国化的困窘。换言之，五四对传统的批判，如陈独秀与鲁迅的批判，应该在中国思想的内部批判而不是外部批判的层面加以理解。但这意味着，需要从五四中汲取那些治疗、更新传统中国的要素；而在五四以来的历史脉络中生长起来的种种思潮，如果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自觉成为中国精神及其结构的要素，就必然缺乏远大前途。对五四的重新肯认，在今日中国文化复兴的语境中，之所以更加困难，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保守主义的兴起有可能导致对五四的简单否定，五四的意义反而不容易得到正视。五四有待开发的意义，与它以何种方式成为中国从精神基础层面进行自我确证的方式有关，这一点又并非现成给予，而是需要在艰难的思想劳作中才能加以呈现。。。。。。。
（不完整版，完整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报4月30日）总题题目为本站所加
附录：原稿
中国精神、六艺经学与“五四”的历史脉络
在90年之后的今天，反思“五四”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帝”与“反封建”所主导的“五四”叙述，毋庸置疑，是“革命”正当化的方式，而“革命”则为“现代”提供动力，“现代”本身又缔造着“新中国”的正当性基础。但今天，革命的语境已经不再，现代性的反思也持续了将近三十年，中国在世界历史格局中的位置，也发生着相当的变化。中国能否在政教上提供自己的方式，已经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五四以来，普通中国人可以堂堂正正地立身天地之间的精神机制，也就是生活世界中的道德与伦理，也对“中国”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回应这种要求，“五四”就必须在一种富有建设意义的脉络里被思考，被关注的应该是“中国”概念的精神内涵及其未来，而不是现实存在的合法性。我们知道，作为“现代”展开环节的“五四”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关联着一种外铄性的中国观——新中国观，其意义是由并没有确定内涵的自由、民主、科学等来填充的，这个中国观是在与“旧中国”观的对立中，也就是在“古今之争”中显示自己的位置的。但在这种脉络中，我们遭遇到作为复数的“中国”彼此之间的冲突，诸种中国如何统一的问题，作为“中国”的“现代”问题，已经不能继续在它的有限现代空间里自我定位，而需要放置在数千年文明的历史及其未来中加以思考。“五四”本来就是从数千年中国文化中“结构”出来的，因而将“五四”置于中国传统内部，重新加以脉络化，关联着“五四”本身的命运：“五四”能否将自身遣送到未来，就在于它如何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要素或者内在环节。从这个角度看，五四的“反传统”不是在传统“中国”之外重建另一个“中国”，而应该在治疗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精神辩证开展的环节。将“五四”以来的文化，在“古代”中国的传统之外，独立作为“一统”加以理解，都会使得中国的概念缺乏深厚的支撑，很难摆脱去历史化、去中国化的困窘。换言之，“五四”对传统的批判，如陈独秀与鲁迅的传统批判，应该在中国思想的内部批判而不是外部批判的层面加以理解。但这意味着，需要从“五四”中汲取那些治疗更新传统中国的要素，在“五四”以来的历史脉络中生长起来的自由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自觉成为中国精神及其结构的要素，那么，它就必然缺乏远大前途。对“五四”的重新肯认，在今日中国文化复兴的语境中，之所以更加困难，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保守主义的兴起有可能导致对“五四”的简单否定，“五四”的意义反而不容易得到正视。“五四”有待开发的意义，与它以何种方式成为中国从精神基础层面进行自我确证的方式有关，而这一点又并非现成给与，而是需要在艰难的思想劳作中才能加以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