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今本《中庸》对孟、荀的不同影响

从文本形式到思想内容均有差异的“中庸”和“诚明”究竟何时、被何人组合到一起而形成一个整篇，这已难考知了。但《中庸》的这两个部分在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由孟子和荀子那里可以得到确证。

最先引用过今本《中庸》的是孟子，《孟子·离娄上》记：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这段文字除了少数字句外，与今本《中庸》第二十章下半段基本相同，而其晚出，显系出于《中庸》。此外，孟子学说思想中有多处受到《中庸》影响的印迹，如《孟子·尽心上》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显然是从《中庸》第二十六章“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变化而来，或者至少受到《中庸》的思想影响。两相比较，《中庸》交代了过程，显得很具体；《孟子》只言结果，显得突兀，不太好理解。而如果结合《中庸》来体悟，就不难理解《孟子》的这段话了。又如，《孟子·离娄下》所谈“明”与《中庸》亦有一定联系，其记孟子之言曰：

舜明于庶物，察叔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强调的是主体道德行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这和《中庸》第二十三章“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在思想精神上完全一致，不同的只是《中庸》在说“诚”，而《孟子》则是在说“仁义”，但如前所述，《中庸》之“诚”本是对孔门“仁”学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就此例来看，《孟子》与《中庸》并无异趣。

以上材料表明，与孟子学说思想有关的主要是今本《中庸》的下半部分，即我们所称的“《诚明》篇”。而对今本《中庸》的上半部分（似可称为“《中庸》篇”），整部《孟子》不仅没有明确提及，而且甚至连与“中庸”有关的“礼”也很少谈起（29）。这除了学说思想上的差异外，同时也说明此时可能“中庸”与“诚明”两篇还没有被整合编辑为一。人们常说子思作《中庸》，史书上又有孟子曾“学于子思之弟子”的记载，而真正影响孟子的并不是今传《中庸》的上半部分，而是与之明显有并的后半部分即《诚明》篇。如果说这《诚明》篇与“儒简”《五行》皆可视为子思学说思想成熟阶段的重要作品，而孟子又确实深受它们的影响，那末，先秦儒学发展史上曾有过思孟学派的存在，当为不争的事实。

孟子之后，荀子所作《不苟》篇与今本《中庸》亦有密切关系。不同于孟子，荀子既谈“中庸”、亦言“诚”，表现出把这二者融合在一起的思想倾向。据学者考证，《不苟》篇是荀子“始游于齐”以前的作品，“在《荀子》诸篇中，当是最早的。”（30）关于“不苟”，荀子在篇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文代：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

可见，“不苟”就是要做到“当”，亦即下文所说的“礼义之中”。不过，这里的“礼义之中”侧重的是日用常行，而不是制度仪节。荀子在上引《不苟》篇四句话后又接着说：“故怀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又之中也。”尽管申徒狄、惠施、邓析等人有常人难以做到的行为、言论，但这些言论和行为既没有实际的用途，又违背了生活的常规，因而是“君子不贵”的。荀子的这一思想显然受到《中庸》反对“素隐行怪”思想的影响。《中庸》第十一章说：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君子应当“遵道而行”，也就是要“依乎中庸”，即使不被理解、重视，也不应哗众取宠，以古怪的行为见闻于世。这种思想与《不苟》篇所论完全一致。因此，荀子所说的“礼义之中”实际就是《中庸》所强调的“中庸”。《荀子·不苟》受启于《中庸》而又有所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

《荀子·不苟》论“君子”与“小人”，指出了二者的差别：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愿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忧则挫而懾，通则骄而偏，穷则弃而儑。

这段文字与《中庸》第二章所记“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的思想若合符节，其中“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显系“君子中庸”，而“小人则不然”一段明显是对“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的发挥。此外，该篇还有一段与“中庸”有关的文字：

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是，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说文》释曰：“悫，谨也。”“悫士”即谨慎之士，与“小人”相对，应为荀子肯定的对象。这段论述与今本《中庸》第十三章从思想到文字都十分接近：“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这些例证表明荀子读过《中庸》，并受到其思想的影响。他重视“礼”，以“礼”为核心展开其学说思想，或与此有一定关系。

今本《中庸》中的“诚明”部分主要影响了孟子，而荀子则更多受到“中庸”郭分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荀子未曾考虑过“诚”的问题；相反地，在《不苟》篇中，荀子说：“君子养心莫不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中，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物，则化矣。”在《不苟》篇中，荀子既言“中庸”而强调与之紧密联系的“礼”，又对“诚”作如此系统论述，这是否表明在他写作此篇时代已经形成了如今传本那样的完整的《中庸》？在目前缺乏充分而又必要的材料情况下，我们尚难以对之做出确切说明，但此一现象至少说明荀子在写作《不苟》篇时是分别看到过今传《中庸》上、下两部分内容的，这在当时或许是由思孟之儒传授着的两种子思作品。荀子不仅受到它们的影响（当然，如前所述，与孟子相比较，其所受今本《中庸》上半部分即“中庸”篇的影响更为显明），而且他还注意到这两部分之间有差异存在，故其虽然提到“中庸”和“诚”，却试图把这两种不同的思想融通起来，纳入他自己的学说思想体系。

首先，《不苟》篇谈到“慎独”时说：“不诚则不独”，可见荀子是从内在的“诚”来理解“慎独”的。在他看来，“慎独”是由“诚”所达到的一种精神状态，而弱卜在的行为举止关系不大，故谓“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也。”只要“慎独”，保持内心的“诚”，就可做到“化万物”、“化万民”，一切矛盾皆可迎刃而解。像这样把“慎独”看作内心的“诚”，看作内心的专一状态，与“儒简”《五行》思想接近。而今本《中庸》在第一章提出“慎独”后，除在第十六章说到一个“诚”字外，直到第二十章以下才对“诚”展开论述，这样的结构显然很难将“慎独”和“诚”联系在一起。荀子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并直接用“诚”来解释“慎独”（汉儒刘向《说苑·敬慎》也是这样做的），似乎表明荀子在思考此问题时受到的是“儒简”《五行》或今本《中庸》下半部分即被我们称之为《诚明》篇（这在当时是独立成篇，并未掺入“中庸”内容的）思想影响。此外，荀子虽然同时提到过“中庸”与“诚”，却从未把它们看作是一个整体，这无疑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其次，荀子在接受《诚明》思想影响的同时，对其夸大“诚”的实践能力的内容做了改造，使之与“礼仪之中”思想同一了起来。这说明他试图把原来矛盾甚至对立的内容结合为一，从而纳入其自己的学说思想体系。《不苟》篇说：“君子养心莫善于亡成，致诚则无它事矣。……”而今本《中庸》第三十三章（当初《诚明》之一部分）则谓：“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两相比较，前者受到后者影响，故存在着相同的一面，但两者又存在着很大差异。前者与后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描述“诚”的实践过程中加入了“仁”、“义”两个概念，提出了“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的命题。荀子的“诚”是“行仁义也”，而非如思孟之儒的“由仁义行”，因为在他看来，“仁”不具有道德创造性，不能直接表现为道德行为，而只是外在规范的持守、把持；“义”则是一个与“礼”密切相关的概念，“行义”并非主体的自我决断、自我发用，而只是实践外在的道德规范，用其《君道》篇的话说就是“行义动静度之以礼”，或《强国》篇所谓“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所以，尽管《不苟》也使用了与《诚明》相近的“形”、“著”、“明”、“动”、“变”、“化”等概念，但说前者受启于后者则可，说前者与后者思想完全一致则不可。实际上，在《诚明》那里，“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由内而外，自主自律；而在《不苟》那里，则需“唯仁之为岁，唯义之为行”，经过一个向外的求索过程，然后才能“诚心守仁则形”、“诚心行义则理”，显然是由外向内、他律的。荀子对“诚”所做的这种改造，是在接受了《中庸》篇影响、从而继承并发展了孔门“礼”学的同时，对《诚明》及孟子夸大主观实践能力的否定。他的“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可以说是孟子“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的反命题。从这一点看，荀子在《不苟》篇中所反映的思想更接近于“自明诚”，而同“自诚明”判然有别。他不是要发明什么内在的“诚”，而是要做到“礼仪之中”，这显露出其欲将“中庸”与“诚明”这两种原本矛盾甚至对立的思想统一起来的试图。

最后，与上述一点有关，荀子对《诚明》“不诚无物”的命题也做了番改造，抛弃了其中米青神体验的神秘成分，而走向经验、实证，如《诚明》的“成物”是在“参赞天地化育”意义上说的，而《不苟》则把“诚”看作是维护天地、圣人、君臣、父子的手段；前者具有强烈的形而上意味，后者则显得朴实、平易，更接近日常经验，且与“礼仪之中”有机地统一了起来。这亦说明荀子确实试图把“中庸”与“诚明”这两种不同的思想统一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荀子试图把“中庸”与“诚明”这两种不同的思想统一起来的做法，并非笔无根据，因为尽管《中庸》与《诚明》从文本形式到思想内容都有差异，但毕竟都是子思的作品，都是沿承着孔学而来的，因而二者终归有可沟通之处，如《诚明》在突出由内而外的“自诚明”的同时，又保留了由外而内的“自明诚”，提出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而儒家通常所说的“学问”往往以道德行为等“人事”为对象，这就多少为作为日用常行的“中庸”留下了位置。荀子或许正是注意到这点而发挥《中庸》、扬弃《诚明》，经其改造，“道中庸”大为膨胀而“极高明”却被弱化了。这就在先秦儒学史上最终形成起孔子之后的思孟之儒与孙（荀）氏之儒这样两大最富有思想理论性的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