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前期的义疏学。

秦汉以来，儒学、尤共是经学的传习和研究就遭遇到几个问题：一是语言方面的问题，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序》述语言变化状况道：“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执所必至。”对儒经字言的注释素称难事，如《诗经》中的诗歌本都是押韵的，但依今音读《诗》则多成无韵之事了，对此究竟应如何处理？二是文字方面的问题，秦统一前尽管各国都使用籀文，但也不尽相同，其间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秦统一后，提出“书同文”，为正文字而创制秦篆（亦即“小篆”），但民间通行更为简化的“徒隶之书”。至汉，对儒经文字的释读问题便突出了出来，如古文《孝经》计1782字，与今文相异者400余字；孔壁所出《尚书》，古文体与籀文大不相同。于是，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等奏请正定《六经》文字，遂有石经镌刻之举，但这并没有最终解决儒经文字方面的问题。三是由于经简编束的脱落、顺序的错位以及文字的丢漏等造成的问题，汉成帝时刘向、歆父子为解决此问题曾做了大量校勘工作，但毕竞未能使儒经文本得到统一。这三方面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便造成儒学内部流派纷陈，各传其学，严守师承家法，莫衷一是，难有定论的混乱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经学虽然也有学者致力于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并初步形成所谓义疏学，但总体言之，其时儒学流派、师承杂多而无所归一，尤其是南北朝时的南学、北学风格迥然有别，加之动荡纷乱的社会形势使不少儒家典籍散落、文字讹谬百出，遂使儒学本就颇为混乱的局面显得更加混乱复杂，使人难以釐清头绪。而这种状况与隋、唐大一统的政冶局面不相适应，特别不适应推行实施科举孝试制度的需要。《隋书·儒林传》载：

会上（文帝）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房）晖运曰：“江南、河北，义则不同，博士不能偏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洒因令晖运考定之。晖运览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运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未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能测也。

这则故事，生动说明由于学出多门，给统一后的隋朝举行的国子生考试造成极大困难，致使“博士各各自疑”，对于“持其所短、称己所长”的诸生答案“久而不决”。幸好有个人称“《五经》库”的房晖运，学通南、北，无不识精，方才能够“览笔便下”，一断优劣；否则，这种经学考试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隋炀帝时曾令曹宪等撰《桂苑珠丛》、注《广雅》，整齐文字。唐玄宗时也曾令马怀素等宿学巨儒编次整理经书，订正校补文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前期的义疏学。所谓义疏学，指的是对儒家经典的广搜博採，补充旧注，究明源委。义疏学始于南北朝时期，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和北朝熊安生的《礼记义疏》就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初唐及唐代前期在统一而又安宁的社会环境下，儒者延续南北朝时期未竟之业而使义疏学发展了起来，产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和孔颖达的《五经正义》。

陆德明（550一630年），名元朗，以字行，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曾师事于大儒周弘正，宗本南学。隋炀帝时，为秘书学士、国子助教。入唐，任国子博士。陆德明精于儒学经典而又兼通释、老二氏，兼善名理。《新唐书·儒林传》载：

高祖既释奠，召儒士徐文远、浮屠慧乘、道士刘进喜各讲经，（陆）德明随方立义，编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成辩，然德明一举辄蔽，可谓贤矣！”

陆德明所撰《经典释文》，创始于陈后主元年（583年），迄于入隋之前。其书，《易》主王氏，《书》主伪孔，《左》主杜氏，开唐代义疏学之先声。书中详尽列出了诸儒各经注本的异问。首为“序录”，叙述了经学位授的源流；继而释《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孝经》、《论语》、《尔雅》诸经，并承袭魏晋玄风，援引《老子》、《庄子》于经典。《经典释文》着重于作音，采纳了魏晋音切二百三十余家，其“释义”则集既往儒家经说之大成。后人赞之曰：“先儒之精蕴赖以留，俗本之伪文赖以正，实天地间不可无之书也。”（43）

唐太宗在位时，曾诏令统一经注、规整文字，《旧唐书·儒林传》记其事道：

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行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命天下传习。

这里实际记载了两件事：一是颜师古所撰《五经定本》，二是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这两部书都反映了唐代前期义疏学的成就，在儒学史上均有一定影响。

颜师古（581一645年），名籀，以字行，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颜之推之孙。“师古少博览，精古文训学，善属文”（44），官至中书侍郎。贞观四年（630年），太宗诏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文字，多所釐正。后复诏房玄龄集诸儒对之详加论议，异论蜂起，群相责难，而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45）这样，颜师古所撰《五经定本》遂于贞观七年（633年）在全国颁行，使诸经的文字得到基本统一。

孔颖达（575一648年），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生于北期，“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46）其时，同即刘焯以儒学名重海内，孔颖达向其问学，刘焯最初并不以礼相待，但颖达解释儒经之疑滞多超出词句本身的浅层含义而有所心得，刘悼不得不待之以礼。孔颖达辞别刘焯，还乡以教授为务。隋炀帝大业初年，“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由于颖达年少而显达，受到一些儒者的妒忌，据《新唐书·儒林传》云：“炀帝召天下儒官集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又年最少，老师宿儒扣止其下，阴遗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到了唐代，孔颖达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涤酒诸职。太宗时，他奉敕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炎等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八十卷，十六年而成，冠名曰《五经正义》。当时，与孔颖达同修《正义》者，《周易》则马嘉运、赵乾叶，《尚书》则王德韶、李子云，《毛诗》则王德韶、齐威，《春秋》则谷即津、杨士勋，《礼记》则牛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宜、范义頵、张权。颖达既卒，博士马嘉运驳其所定义疏之失，《新唐书·儒林传》记之曰：“以孔颖达《正义》繁釀，故一摭其疵，当世诸儒服其精。”到了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诏令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学士考正之，长孙无忌、张行成、于志守、高季辅等负责增损修正孔颖达所撰《五经》义疏。四年（653年）书成，颁行天下，是为最后形成的定本《五经正义》。高宗诏令每年明经科依此本考试，且从唐至宋，明经取士皆依此本，遂为经学权威著作。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于“五经”中各经专释一家，如《周易》用王弼注，唯“系辞”部分兼用韩康伯注；《诗经》用郑玄笺、毛彦传；《尚书》用孔安国传；《礼记》用郑玄注；《春秋左传》用杜预注。颖达的疏则大多依据前代、尤其是南朝儒者的义疏，自己无甚发挥。如《毛诗正义》和《尚书正义》本于刘焯、刘炫；《春秋正义》本于皇侃；《礼记正义》本于皇侃，而辅之以熊安生；唯有《周易正义》的义疏无所主。尽管《五经正义》没有什么新意，但它的撰定和颁行，在儒学发展史上意义重大。《五经正义》结束了魏晋以来经说纷纭牴牾的混乱状况，统一了经义，为科举考试的进行捉供了依据。范文澜先生曾指出：“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黑黜百家、独尊儒学有同样重大的意义。”（47）

隋朝的儒学重南轻北，《周易》则“‘五经’盛行，郑学浸微”；《尚书》则“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春秋》则“杜氏盛行，服义浸微”；只有《诗》和《礼》还是郑玄主宰。（48）而颜师古的《五经定本》和孔颖达的《五经正义》顺承隋代经学发展方向而来。师古之祖、《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以南人归北而不忘其根，乃孙绍承家学，故师古的《五经定本》多本《颜氏家训》之说，断以南本。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亦与之同一旨趣，有明显的偏重南学倾向。由此，隋、唐经学的统一遂主要统一于南学。而这恰与政冶的统一相反，清人皮锡瑞谓：

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而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

北学何以会并入南学？皮氏认为主要是“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余旧而从之”。（49）其实，隋、唐经学之所以综本于南学，是因为北学墨守师说，拘泥于训诂，而南学则受玄学和佛教影响较深，注重阐发义理，多所创新。故而南学成就大于北学，对儒生子弟较有吸引力。而且，南朝的义理之学更能满足在佛、道宗教气息弥漫下隋、唐二代统冶者和士大夫阶层崇尚玄思的心智活动的需求。故此南学日益受到重视，如南梁王褒入周，文人学子争相习其书，而赵文深传授的北学却渐无人问津，无可奈何的赵氏也只得改习褒书。又如隋代儒者刘焯、刘炫曾学《诗》于刘思轨、习《礼》于熊安生，属北学系统，但他们也习染了南学学风，所注《尚书》所本于孔安国的《尚书传》和费    的《尚书义疏》。皮锡瑞说：“二刘皆北人，乃传南人费    之学，此北学折入于南之一证。”（50）这说明北方儒者对南学亦颇为倾慕。孔颖达、颜师古出自北方，但孔氏自幼熟习隺灵恩的《三礼义宗》，后又师事刘焯。他对南学显然有所偏爱。而颜氏家学本属南学，《颜氏家训》多言江南为是、河北为非，师古《五经定本》宗信祖说。这样，孔、颜二人在作《五经》的注疏或文字训诂时偏重于南学，遂成自然之事。当然，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团袭旧注而不尚新说，颜师古长于文字训诂，均有北学的冶学特色，而这固然与他们身处北方的学术背景有关，更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隋、唐之际，统局面初定，面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儒学宗派林立，互相矛盾的局面，振兴儒学的当务之急是统一儒经文本及其文字，而不是标新立异、畅发奇思异想。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和颜师古的《五经定本》便是基于此应运而生的。可以说，孔、颜二氏所撰书在采纳经学注疏戓文字训诂方面侧重于南学，而在撰著和治学的路数方面则侧重于北学；他们以南学为内容、北学为形式，南学、北学兼综，为儒家经学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所谓“义疏”，就是为经书的注解作注。南北朝时期，儒经注解工作在前代即已基本完成，故而儒者们开始为前人的经注加以训解、阐发，义疏之学遂兴，皇侃的《论语义疏》、徐遵明的《春秋义章》、熊安生的《礼记义疏》、刘献之的《三礼大义》、隺灵恩的《三礼义宗》、沈文阿的《论语义疏》等都是闻名于时的义疏学著作。而唐代的义疏学则是南北朝的继续。

除了奉敕官修《五经正义》，唐代前期还出现了一些私修的经学义疏之作。如杨士励撰《谷梁传疏》，宗本于范宁集解之注；贾公、贾彦撰《周礼义疏》和《仪礼义疏》，并宗郑玄注，渊自北学；如此等等。这些私修义疏之作与《五经正义》一样，宗本旧注而不尚新说。此外，高宗时，李鼎炸的《周易集解》集子夏、孟喜、京房、伏曼容、孔颖达等十三家，隋唐以上的《易》说诸书均能从中窥得一二。这些著作也都反映出当时义疏学的成就。

从唐中叶开始，儒家经学开始发生变化，渐渐崇而新说乃至驾空立论而不受经注、经任的拘囿。长安三年（703年），王玄感上其所撰《尚书新缪》、《春秋振滞》和《礼记绳惩》，均与《五经正义》立异。武则天诏令宏文、崇贤两馆学士诸儒详论其优劣，魏知古赞誉其书为《五经》指南，遂下诏褒奖，以为儒宗。大历年间，啖助撰《春秋集传》，蔡广宁撰《周易启源》和《周易外义》，陆淳撰《春秋纂例》、《辨通》和《微旨》，卢仝撰《春秋摘微》，成伯撰《毛诗指说》等，这些著作尽管有的仍以义疏形式出现，但大都以阐发新奇之说为尚，既非疏、又难注，更进而难传，游离出注、疏、传之外而言经。韩愈寄卢仝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51)这形象地概括了唐中叶以后包括经学在内的整个儒学发展的新趋向。正是这新趋向渐渐使汉学退位而孕生出了讲求义理的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