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和儒、释、道的文化政策。

隋、唐两代，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气息。佛教的净土地狱、因果报应、六道轮回，道教的长生久视、羽化登仙，征服了无数苦难生灵和广大士人的心，也博得了统治者的垂青和服膺。然而，佛教和道教虽然能使统治者对权力、财富和生命的无限欲求在灵间世界待到虚幻的满足，虽然能使他们通过预置死者的虚幻权力来愚弄和鱼肉活人，但是，为了维持宗法等级制度的现实统治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就须臾不得离开儒学。秦皇焚书、项王焦土、刘邦在儒士冠中溲溺，均为愚夫所为，为后代聪明的统治者所不齿。当然，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所不同，隋、唐时代的统治者所实施的文化政策，则大致是以儒学为中气而兼採佛教和道教。

隋文帝将知尊卑长幼之序者升之于朝，任以要职，故多有儒臣襄理政务。他下诏杨素等“缀往圣之旧章，兴先王之茂则”，修定五礼，颁苏威所作《五教》于天下并令长幼诵习，又诏令褒扬“穷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的贤哲，征马光、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山东六儒为太子博士，还亲幸国子学，与诸儒论说礼仪，敕封孔子“先师尼父”。（1）由是，儒学开始复兴。《隋书·儒林传》追述文帝时儒学的盛况道：

高祖膺朝篡历，平一寰宇，顿天纲以维之，贲旌帛以礼之，没好爵以靡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恃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侍，尊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鏧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俊，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黌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终魏晋南北朝时期，戒马倥偬，天下多敖，典籍散佚，庠序焚毁。隋文帝混一天下，海内晏如。才士彬彬儒雅，再逢汉代之盛。然而，好景不长，文帝晚年，信佛弥笃，以国学未精而简省国子学学生为七十人，太学、四门学及州县学亦遭削减，余则归属于诸州。

隋炀帝杨广是靠弑父而居帝位的。他为了长生不老，永享荣华富贵，用道士潘诞造金丹。但为了杜绝臣弑君、子杀父现象在自己登上皇家宝座后重演，这个儒家规范中的乱臣贼子居然擎起了儒家旗帜。他下诏曰：“君民建国，教学为先”，“讲信修睦，立身之基”。（2）隋炀帝“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3），儒生们所讲论的不外乎社会伦常礼仪之类问题。他又立孔子后为“绍圣侯”；召天下儒官于东都论议；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並兴；还创立了科举取士之制。在炀帝大业初年，出现了一些冠盖一时的经学专门家：“世称《左氏》有（徐）文远，《礼》有褚徽，《诗》有鲁达，《易》肖陆德明，皆一时冠云。”（4）

李渊建唐，听信道士吉善行之言，认道道开创者和道教教主老子为自己的祖先，李氏王朝与李聃攀上了亲戚。然而，这个自封的老子的后裔，最偏爱的并不是道家或道教，而是儒学。他汰减寺观而力倡儒学，《新唐书·儒林传》云：

高祖始受命，钼颡夷荒，天下略定，既诏有司主周公、孔子庙于国学，四时祠。求其后，议加爵士。国学始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孙为之一；太学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四门学百十三员，取七品以上。郡县三等，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下以十为差；上县学置生四十员，中、下亦以十为差。又诏宗室、功臣子孙就秘书外省，别为子学。

高祖尊崇儒学，并不意昧着完全绝弃佛教、道教，其目的在于以儒家名教为本位，吸纳释、老二氏，使儒、佛、道诸共同为其王权专制政治服务。《新唐书·高祖纪》载：“帝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有业举者，与博士相杂驳难，久之乃罢。因下诏曰：‘自古为政，莫不以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具备，故能为利溥深。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学，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而三教虽异，善归一挨。’”很显然，这是要以儒家的成礼智信为宗本，使三教归一，汇于一炉。这颇有点儒学为体，佛、道二教为用的意味。

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李渊次子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其兄建成、其弟元吉，逼父退位，自登帝位，是为唐太宗。太宗所发动的政变曾得到道士的支持，故其当上皇帝后对道士备加礼遇，进一步明确了李氏王朝与老子的祖孙关系。但另一方面，太宗又颇重视儒学，将其视为治国的纲领。他又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还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响、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之凯、范宁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堂。还诏求近世名儒皇甫侃、褚仲都、熊安生、沈重、沈文阿、周弘正、张汎、何妥、刘炫等子孙备加擢用。又令颜师古撰《五经定本》，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太宗在位时，重用儒臣魏征、房玄龄等，按照儒家学说为政冶国，从谏如流，任人唯贤，居安思危，审慎法令，遂出现了国泰民安的“贞观之治”。《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载太宗时儒学盛况道：

是时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大纪已上皆得补官。曾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儒生满二千二百六十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解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泽、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

史称唐高宗“薄于儒术”（5）而归心释、道，但实际上，他自幼受儒学洗礼，从著作郎萧德善学《孝经》。太宗曾问他《孝经》中何者为要？高宗答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6）即位后，高宗更强调“以《六经》教人”（7），诏须孔颖达等所修《五经正义》、赵国公无忌等所修《新礼》于天下，驾至曲埠“幸孔子庙，追赠太师，增修祠宇，沙牢致祭”（8）。当然，高宗对佛、道二教亦颇推重，就在追赠孔子为太师的当年，他又“至毫州，谒老子庙，上尊号‘太上玄老皇帝’”。（9）另据《新唐书·儒林传》载，儒皆李玄植“贞观间，为弘文馆直学士。高宗时，数召见，与方士、浮屠讲说”。关于儒者与方士、浮屠究竟“讲说”了些什么，这里语焉不详，而在《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中则详载了显庆五年（660年）高宗召僧人静泰、道士李溁及儒士在洛阳宫中讲论《老子化胡经》之事。辩论中，静泰讲《老子化胡经》，进士王浮据《汉书·西城传》讥《老子化胡经》乃“窃取佛教”伪撰而成，李溁则说“老子化胡”为佛，佛教源自道教。其中，儒、佛、道之间，既彼此互相诘难，又互相吸纳。三家在议议辩对中不断完善和深化各自的思想命题，日渐寻绎出彼此的结合点、在官方意识形志中的组合形式和排列次序。这种儒、释、道之间所进行的论议，终隋、唐二代时有所见。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时统治者实施的文化政策。

高宗与武则天虽为夫妻，却又暗中争权夺利。高宗倚重道士，武账天则倚重僧人。高宗死后，武则天更大事佞佛，致使“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宠幸”。（10）

到了玄宗时，在令士庶学《老子》，贡举加《老子》策的同时，又大力提倡儒学，亲制“训注《孝经》，颁于天下”，诏令“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11）还赠封孔子为“文宣王”，“亲幸太学，大开讲论”（12）；“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13）不过，这种儒学中兴的局面并未能长久，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不仅使唐由盛而衰，从此一蹶不振，而且也使儒者受到重创。《新唐书·儒林传》载：安史之乱使“两京所芷，一为尘埃。官藏私褚，丧脱几尽。章甫之徒，劫为缦胡”。尔后，劫后余生的代宗试图恢复儒学，制曰：“方投戈而讲艺，俾释菜以行礼。使四释咸进，六艺复兴。”（14）其时，也出现了一些治经各有专长的儒学名家，如据《新唐书·儒林传》所记：

大历时，（啖）助、（赵）匡、（赵）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茀彤、韦茞以《礼》，蒋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

穆宗时，召儒生于太液亭讲《毛诗》、《尚书》。文宗时则创立“开成石经”，《旧唐书·文宗纪》记其事道：

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笔）刮碑列于太学，创立石碑九经，诸儒校正讹谬。

其经文若从注疏看，皆有依据。名为“九经”，其实为“十二经”，共二百二十八卷，六十三万二千零五十二字。“开成石经”的刻立，堪称隋唐儒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清人皮锡瑞谓：“汉熹平五经之后，越五百余年，而有唐开成石经。此一代之盛举，群经之遗则也。”（15）然而，此时已到唐代末期，儒学随着唐代社会日趋衰落而如江河日下，文宗等的崇儒措施无力挽救儒学颓势，难以重干见唐前期儒雅之盛况了。

在隋、唐时期，杂采与调和儒、道、释不仅是统治皆所为，而且也是风靡海内的社会时尚。隋、唐之际儒者王通就主张儒、佛、道“三教于是乎可一矣”（16）；辛彦之亦“崇信佛、道”（17）。以敢于谏诤而著称于史的唐代儒臣魏征，少为道士；儒者马嘉运“少为沙门，还治儒学”；李玄植“与方士、浮屠讲说”；张士衡则以儒家的忠孝之义诠释佛教“因果报应”说。（18）《新唐书·儒林传》载张士衡答太子承乾问曰：

事佛在清静仁恕尔，如贪怵骄虐，虽倾财事之，无损于祸。且善恶必报，若影赴形，圣人之言备矣。为君仁，为臣忠，为子孝，则福祚永；反是，而殃祸至矣！

还有名儒韩愈、李翱虽主张排佛，却也深受佛学薰染。此外，儒皆柳宗元出入于儒、佛、道，被后人称为“儒、释兼道，道学纯备”（19）；释门玄奘法师则少时为儒，“引文论难，非道则儒”（20）。诗人白居易亦兼综儒、释、道。可以说，调和儒、释、道既是隋、唐统治者所实施的文化政策，也是其时社会思潮的主调。儒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问题遂成为这时期儒学面临着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