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易学术数的发展对政治决策的影响
对《周易》、《易经》、《易传》、《易》学、易学、象数、义理、数术、术数等几个名词概念，如果不细加分辨，往往很容易把它们等同起来，混为一谈。长此以往，必会引起后学者对它们的误解，以致不明其定义，难辨其源流，也给研读者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有鉴于此，特先对它们加以简要的解释和说明。
先秦时代的文献中提到的《周易》，一般专指六十四卦的卦形及卦爻辞，即今《周易》文本的“经”部分，不包括《易传》（即阐释和发挥“经”义的《十翼》），亦通常称之为《易》。因该书被孔子编入“六经”之列，所以在先秦时期，便有了《易经》之称。两汉时期，原本之《易》连同《易传》都被尊奉为儒家的重要经典，时人便开始把它们合称为《易经》或《周易》。两汉以后，由于《易传》被合入六十四卦经文并行，学者所言《周易》，往往都是经传并称的，不再单指《易》的内容。所以，今天通行本《周易》的内容，即包含“经”、“传”两部分，而习惯上又把“经”部分称为《易经》，“传”部分称为《易传》。[5]（《前言》）
《易》学，顾名思义，就是指研究《易经》的学问，是以《易》为主的思维模式探研宇宙变易规律的科学，今人往往直称为“易学”。由于两汉以来的《易经》已等同于《周易》，所以易学实际上指的是研究《周易》的学问。若论易学研究之源，读《易》“韦编三绝”的孔子堪称有史可查的第一个大家，集先秦研《易》之大成的《易传》七种十篇也可看作是第一部《易》学论著。随着秦汉以来《易》学研究的日益昌盛，相关的论著不断涌现，著名的《易》家不乏其人，研用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有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小序》所说：“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若论易学研究之流派，细分而论，往往是因学者研用的角度不同而有别，已非前引《四库》之说提及的几类所能完全涵盖；大体而言，清代以前主要有“两派六宗”，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小序》所言：“《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由此可知，“象数”和“义理”实指《易》学研究的两大主要派别。清末至今，由于研《易》的方法和角度又有所不同，所以《易》学流派也在“两派六宗”之外产生新的变化，诸如“文学易”、“哲学易”、“科学易”、“史学易”、“管理易”等等，举不胜举，难以尽详。
最令人不解的是易学与术数学的关系。不少人把那些专门用于算命迷信的“预测术”，都视为易学或《周易》的范畴，无形中引起民众对《周易》学说的盲目崇拜或片面否定。这不能不使我们对《周易》学说研究的前途，深感忧虑不安。术数，亦称数术，是古代天文、历法、医学、占卜、方技、谶纬的通称，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传承历史，其源可溯至上古的原始占卜术，其流可寻至今日的各种变相预测术。术数学，即是研用术数的学问，其历史应与术数的发展史相当。中国的历史学向来重视对术数之事的记载。先秦的《周易》、《春秋》、《左传》，便已有了记述卜筮事例和方术技艺的传统。《史记》的《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其它正史的《五行志》、《方技列传》，都以专题的形式辑录了不少有关术数的神奇事迹。自《汉书·艺文志》开始，历代正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都记载着各种术数著作的目录。欲了解术数学著作涉及的范围，只须借助史家所作的目录分类便可。如《汉书·艺文志》分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四库全书总目》分有数学（与算术不同）、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和阴阳五行。各史志所收录的术数类著作，其子目则有所谓风角、九宫、太乙、奇门遁甲、六壬、易占、堪舆、阵图之类，不一而足。至于传统医学著作、丹道养生之书，原先亦属术数。留有相关著作的术数家，代代涌现，颇有贡献，如众所周知的唐代僧一行、明朝刘基等人都在此列。[6]《周易》及其学说之所以同术数有密切联系，是由其特殊思想体系、发生发展历史决定的。可以说，《周易》源于术数，这在前两节的文中已有说明。但是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周易》及其学说的形成衍变对术数学的繁荣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换言之，正是历代研用术数之士，都视《周易》及其学说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模式为一切术数的基础，甚至借用其概念和术语，来探索未知宇宙力量和神秘世界，才形成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的术数之学的。话说回来，倘若不是这与《易》沾边的术数文化，日益世俗化并广为流传，《周易》学说也难以普及并深为研用。我们还应看到，正是同属于易学与术数学的象数学，主要是《易》卦占卜术，成为一条联系的纽带，而又广为人用，才使对此略知皮毛的世人不知不觉地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混而为用，以致不知它们一向有着源与流、本与末、主与次、广与狭的严格区别。
通过以上的介绍说明，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几个故实：第一，所谓的术数学都与《周易》这部奇书有密切的联系，都是以《周易》作为理论源点生发起来的；第二，术数学都离不开对《周易》的阐释和运用，从现象到本质都可看作是《周易》研究的发展和变异；第三，术数学存在的目的仍同《周易》一样，试图揭示天文、地理、人事运作的规律及其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为人类生存提供合理可行的方法论，以便人们处事时能趋吉避凶，更好地持续发展；第四，术数学仍同《周易》一样，因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出大而广的功用，而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第五，术数学能传承数千年而未衰绝，说明它们跟《周易》的思想体系同样有着合理的内核，值得认真研究和批判运用；第六，术数学所发明的各种预测术，尽管跟《周易》占筮术一样都是古人愚昧落后的思想所致，但从根本上说都是从神秘的角度在努力满足人们决策未来命运的迫切需要，思想原理基本相似，只是操作的方法或通过的途径表面上不同罢了。在这六个方面的基础上，再结合有关的史实材料，我们不难推出一个结论：术数学固有的推阐天地人的思想原理和用于占算人事命运的各种方法，如同《周易》和原始占卜术一样，对历代统治者的政治决策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也是下文侧重分析和说明的主要问题。
从整体上看，易学术数的政治决策观是以《周易》通变政治哲学理论作基础的，与《周易·系辞传》“八卦定吉凶”、“以定天下之业”、“能研诸侯之虑”、“能弥纶天地之道”、“变则通”、“唯变所适”等思想一脉相承。纵观中国易学史，象数派和义理派的《易》学家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把研《易》与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的倾向。象数派方面，如汉代孟喜、京房，仍以《周易》占筮学说作为研究方向，不仅倡导卦气、纳甲、飞伏、五行、八宫卦诸说首创象数易学体系，改革了《周易》占筮起卦和解卦的方法，而且极力主张只要掌握了八卦的变化规律，便可上判国家治乱，下决个人吉凶祸福。再如陈寿《三国志》中记载的管辂，也把《周易》视为占算时日、预测祸福的方术，将纳甲、五行、六亲诸说跟他坚守的卦爻取象说合而活用，靠占算为当时的曹操等政治人物作决策。义理派方面，首推孔子以《易》道论治国为政之道，在《易传》中还保存了他为数不少的决策至论；又如晋代的韩康伯，重视义理研究，继承和发展王弼取义说，以卦义来象征和说明事物变化之理，用以表现人事治乱之义，对政治决策有一定指导作用；再如宋代的程颐易学，主张引史入《易》，以史说理，代表作《伊川易传》中引用了许多史例，目的是探求人们如何修德和社会治乱兴亡之理，并提出“随时变易以从道”、“损人欲以复天理”等以明理为主的决策思想；此外，如宋代的杨万里、叶适、以及明清的王夫之、李光地等《易》家，也都侧重从义理角度研讨《周易》可能明人事得失、社会治乱变化的规律，探索《周易》与政治决策文化的原理。
综观中国术数学史，萌芽于上古时期的天命观、宿命论、万物有灵说、天人感应思想等神秘主义色彩一直笼罩着术数之学，并使之沿着《周易》占筮学说指引的“定吉凶”、“决犹疑”方向深入拓展，尽量去满足人们对人事、政事作出决策的需要。从理论原理方面看，历代术士除了囊括了各易学流派的思想精髓和思维模式以及《易》学术语外，还善于汲取历史上各家各派的理论发明来充实自身，并及时衍化成新的术数体系，如战国末期的邹衍，首先运用天、人相互推衍的思想把阴阳说和五行说结合起来，提出了“五德终始”说，并以此来解释历史的变迁乃是由水、火、木、金、土五种“德”的生克制化所支配的；再如传统的星占学，起源于原始的天体崇拜，以《周易》“天垂象，见吉凶”的思想作为最基本的信念，又沿着天人感应的学说，不断吸取历代天学研究的成果，制定并根据历法和历书来预占国运盛衰和军国大事，具有一定的政治决策功能。[7]从预测法术方面看，依靠阴阳、五行、八卦、天干、地支、节候、河图、洛书、符箓、卦象、义理、象数等学说构建而成的术数学体系，推演和派生出了许多新的预测方法，诸如易占、龟占、梦占、星占、择日、式占、风水、推命、相术、签占、杂占、预言、紫微斗数、铁板神数等等，[8][9]尽量从多角度满足人们预知未来命运的愿望，当然从根本上说主要还是在为统治者的政治决策服务。总而言之，易学和术数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和发展，都对中国古代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