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易学；术数学；政治决策
On ancient Chinese Yi learning and the affects of its related techniques and figure-ology to political decisions making
Abstract: Chinese ancient prediction was mainly composed of primitive divinatory techniques, theories for divination embraced in Zhouyi, and figure-ology. Restricted by low-leveled productive forces, Chinese predictive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of each dynasty had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making political decision. Dep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fluences of the academic culture onto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this paper clarifies, expounds and proves the mu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predictive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and their merits in political decisions making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ominative role of the primitive divinatory techniques in making political decision in the remote antiquity, merits of the principles embraced in Zhouyi to political decisions making; a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iques and figure-ology of the Yi learning to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Moreover, the paper raises certain views on the research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i learning and techniques & figure-ology.
Key words: Yi learning; figure-ology;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政治决策就是根据预定的政治目标做出某种行动的对策。它既是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关键，也是跟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政治决策是中国古代决策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紧密相联的。从文字和国家相继出现之后，政治决策就一直备受统治者们的重视。纵观中国古代决策活动的历史，尽管著名的决策人物和事例层出不穷，且颇富中国特色，但由于落后生产力条件的制约，他们所作的决策一直是处于一个自我总结的阶段，都是一种经验决策，没有超出个人才能的界限，没能摆脱文化传统的束缚。具体而言，中国古代的政治决策主要是依靠管理者或思想家个人的阅历、知识和智慧，而这些又大多来源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思想。据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古代政治决策思想尤与各种预测学术密切相关，诸如原始占卜术、《周易》学说、术数学，等等。由于这些预测学术向来号称具有特殊的决策功能，而且历来为统治者所青睐，所以在中国古代政治决策中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我国古代预测学术的政治决策作用，无疑应是当今学界亟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有鉴于斯，本文拟从三个主要方面对该问题作些粗浅的理解和探讨。
一、原始占卜术对上古政治决策的左右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导致了人类的决策活动。我们知道，人的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这也是人类能够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重要标志。而这种“有目的的行动”之前构成的支配人的行动的理想和意图，实际上就是决策行为。上古时期，人类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劳动实践中，产生了早期朴素的决策思想。在文字产生之前，这种决策思想以本能方式储存在人脑里。文字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决策活动的发展，并使人类决策活动产生了质的飞跃。正是有了如此质的飞跃，以往的各种决策经验才得以更好地积累保存并广为流传，使更多人的行动逐渐避免了操作前的盲目性，从而更好地征服和改造大自然。不少历史神话传说告诉我们，原始先民们正是凭借着无数实践经验总结出素朴决策思想，来组建生存群体和改造生活家园的。当部落乃至具有政权性质的国家出现之后，其领导者们更是注重对决策思想的总结和运用，并把它跟治理国家事务联系起来。从那时开始，政治决策活动无疑也就随之产生了。
那么，原始政权草创之初及其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先民们又是如何进行政治决策的呢？由于史阙有间，该问题的研究在目前肯定还找不到完整满意的答复。但是，如果从社会文化对人的决策有着重大影响这一角度来看，不难发现那些土生土长的原始占卜预测方术及其活动，处处都在左右着上古社会的政治决策。占卜术作为介于原始宗教与巫术之间的一种精神文化的表现，在人类初民社会中普遍存在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发生重要影响，这是经近代以来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反复证明了的。而从大量的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上古社会这一普遍的占卜风俗现象尤与政治决策密切相关。对此，我们还得从原始占卜术的历史起源谈起。
原始占卜术的产生乃至普遍流行，主要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能力极端低下的结果。占卜起源于原始的前兆信仰和各种崇拜。在万物有灵观念下，先民们认为事物之间都有因果关系，也就把偶然发生的一些奇特自然现象和生理现象，都看作是神灵的某种启示。前兆多为自然发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其预示的内容也相应受到所出现兆象的限制。为了能够不受时空限制，及时得到神示来趋吉避凶，先民们便开始采取人为手段来主动地获取兆示内容，于是占卜术就应运而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大量资料表明，古代中国占卜术的发展至迟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千年以前。这时中国境内已出现以兽骨和畜骨为材料的占卜技术。其中最早的一项卜骨遗存出自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富河沟新石器时期遗址中，距今约5300年左右。在中原地区，大量的卜骨资料亦发现于距今5000至4000年之间各个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所有这些远古占卜遗存都属于史前时期，由于缺少相应的文字记载，我们似乎还很难确定当时的占卜手段已包含了重大的决策行为。但从占卜的目的和应用范围来看，可以推想当时的决策活动是丝毫也离不开占卜行为的。在我国，以兽畜骨为材料的占卜技术持续发展了相当长的时期，到了殷商时期，用来占卜吉凶的材料已为龟甲所代替，当然有时也用动物的肩胛骨，但同样也是用火烧灼卜物以视其裂纹而定吉凶。可是用动物骨时，由于较大，不易灼裂，故而常常是剖开用。这种卜法，后人称作甲骨卜。不过，这一时期的甲骨卜极少用于平民，而大都是用于邦国贵族，大概是龟甲较为宝贵的缘故吧。卜官在占卜后把所问的事情及卜得的结果都刻在龟甲或动物骨上，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甲骨文。从二十世纪大量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就可以充分证明原始占卜术的确左右着上古政治决策。那么，上古政治决策为什么会一直被占卜方术所左右呢？又是如何被左右的呢？透过厚重的史实，我们不难找到相关的答案。
由于上古的生产主要是畜牧业和农业，直接依赖于自然界。在对面向自己的大自然不能够彻底了解的情况下，先民们把面对的大自然看作是有意志的巨大的异己力量，从而加以极端的崇拜和迷信。中国古代的占卜一开始就是和农事、狩猎、征伐、祭祀等联系在一起的，是与社会生活相关的一种专门性活动。于是事无大小巨细，只要与生活稍有关联的都要祈求神灵的启示，然后再根据神灵的启示决定行动与否和行动计划。于是神秘的占卜术也就自然成为各种决策的重要手段和依据，而使人的主观思维所起的作用往往降为次要。殷商西周之际，社会分工日趋细密、固定，阶级分野和统治秩序进一步明朗化、制度化，加上文字的创制和普遍使用，出现了专门的神职人员——巫史。巫与史在殷商西周时代的宗教、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宗教方面说，他们是神人交通的媒介，因而是神的意志的唯一的权威阐释者和神权的实际掌握者。从政治方面说，巫史以上天意志的代表自居，有权训导君主的言行。凡遇有政治事务，先由巫史占卜吉凶，然后再定行止。即使遇到战争也是如此。先秦文献中已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最详的是《礼记·曲礼》：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远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丧事先远日，吉事先近日。曰：“为日，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常。”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日而行事，则必践之。”
这段话详细地告诉人们怎样选择吉日，怎样卜筮，卜筮的目的，以及卜筮所应注意的事项。其中关于卜筮目的的说明，特别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原始占卜术左右上古政治决策的社会原因。综而言之，上古政治决策会被原始占卜术所左右，主要是占卜目的和本质所决定的。换句话说，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原始占卜术不但得以更新发展，而且长期左右着各种决策行为，在客观上已充分表明了以灵物兆象来占卜预测所形成的一套决策手段，在当时已经被神圣化和普及化。而以占卜结果左右决策行为所存在的严重弊端在尚未为先民们充分觉察到之前，是不可能被人们抛弃的。
关于原始占卜术对上古政治决策的左右，还可以从《尚书·洪范》中的一则故事窥见一斑。话说周武王在攻克商王朝之后，曾去拜访旧臣箕子，向他请教治理天下之道，其中着重讲述了占卜结果与政治决策的关系。文中记曰：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这则材料主要告诉我们三种故实：其一，凡在作任何决策有疑难急待考究时，便要选择设立卜人与筮人来执行占卜任务；其二，必须同时请三个知晓卜筮的人分别卜筮，并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判决结果；其三，详细说明了一系列决策规范，即在决策之前，首先要用心思考，同官员们商议，征求平民百姓的意见，以及看占卜、占筮的答案，并按照五个方面的抉择原则去权衡。而这五条参考原则却集中说明了一层意思，即在国君自己、卜、筮、卿士、庶人这五个方面的意见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卜筮的意见。由此可见，占卜在当时虽然不是重大决策的唯一依据，但它所代表的神意远远高于一切。大量的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也印证了这一点。甲骨文多是当时卜筮之记录。它表明在商王朝，对于卜筮的迷信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每日必卜，每事必卜，每事必占，如任命官员、征伐出战、祭祀祖神、修筑城池等大事的决策皆列其间，任凭占卜神意的左右摆布。
从前则史料的记述来看，在以卜筮作决策的同时，并不排除参考人的主观意愿。这也说明占卜在当时并非完全左右着人们的决策思维和思想。事实上，即使在占卜意识尤为浓厚的商周时代，对于重大的决策，统治者也未必完全采纳卜筮官的预告。如《史记·齐世家》和《论衡·卜筮篇》均记载了商代末年周武王起兵伐纣一事，战前曾让卜筮官预测吉凶，结果是不吉，而且还发生了暴风骤雨，当时的人都认为是不祥之兆。在这种情况下，周武王率领的部队都感到恐惧，只有军师姜太公力排众议，鼓励武王坚持伐纣。武王也没有听信占卜预言，继续进军，结果在牧野之战中一举灭商，建立了周王朝。可见，在当时所谓的占卜结果，最终还是由人的主观愿望来决定的，原因就在它替代神示并没有被先民们完全迷信。[1]尽管如此，原始占卜术对上古政治决策的左右，依然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历史事实。这一事实，也必将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材料所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