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易》原理在政治决策中的功用
《周易》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具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著作，是两千多年前华夏先民聪明智慧的结晶。在先秦时期，它便与《诗》、《书》、《礼》、《春秋》、《乐》（已佚）并称为六经。到东汉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它列在第一位，从此便赢得“群经”之首的独特地位。自汉代以来，它一直是封建文人的必读教材，也是历代学人酷爱深研的宝典。时至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这部古老的奇书仍吸引和牵动着无数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努力去探索和挖掘它博大精深的奥蕴。
《周易》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它为什么能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而盛传不衰、影响深远呢？从该书面世至今，类似以上的问题就一直悬而未决。尽管人们已从占筮、哲学、科学、史学等不同角度极力探研，并由此产生了汗牛充栋的论著，但仍没有得出真正令人信服的答案。从内容和结构上看，《周易》的确是一部占筮书，是周朝（也可能是在此之前）的筮官根据占筮的原始记录材料，按一定法则整理编纂而成的。其作用好比后世宫观寺庙中的签书，便于民众查找占卜的结果。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历代不同研《易》者对《周易》的功用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并使这一广大悉备、博大精深的经典蒙上浓厚的神秘色彩。久而久之，世人也都相信：《周易》是一部很有用的好书。也许这就是它久传不绝的真正原因吧。
那么，《周易》的有用之处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按照《系辞传》的说法，《周易》可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具体作用表现在“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四个方面。按《说卦传》的理解，学《周易》还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从历史到现实，也可见《周易》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及，一直在天文、地理、人事诸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举凡我国传统的中医、气功、武术、方术、文艺、哲学、发明创造等等，无不深深打上它的烙印。《周易》大而广的作用，可谓名副其实。
《周易》乃是上古时期的著作，为什么从古至今都能发挥出大而广的作用呢？这看似平常而简单的疑问，事实上已难倒了历代无数学人。一般认为，《周易》原本是占筮典籍，而它之所以能占筮预测，并对后来的各学科门类之形成与发展有指导作用，乃因它本身具有开放合理的哲学思想内核，即所谓素朴的唯物辩证思想。在此观点的基础上，参照《周易》自古及今所起的各种作用，我们认为它最实际最根本的作用莫过于能帮助人们作出更好的决策。不妨就从政治决策的角度，来探究《周易》原理的决策功用。
由原始占卜术发展演变而来的《周易》占筮术，以其完整系统的文字卦符体系，逐渐成为上古政治决策的主要手段。从《周易》“经”部分的产生缘因、材料来源、创作过程、原始功用等方面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它跟当时的政治决策有密切关系。从前一节的论述中，我们已知道上古政治决策对占卜预测有依赖作用，并被各种原始预测术所左右。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和日趋复杂，原有的各种不成体系、牵强附会于神灵旨意的预测术，在实际决策活动中所起的反作用也日益增多，再也难以令人置信。从预测术的发展史来看，其自身也具有不断更新的功能，总是能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利用新发现的理论认识来变换预测的方法，以达到更加取信于人、便于人用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先民们完成了从卜法到筮法的改革，并因此发明了《周易》占筮术。从这个角度来看，《周易》的产生乃是缘于先民对决策根据和方法的迫切需要，是远古预测方术日益发展变异的阶段性成果。从创作过程和材料来源来看，《周易》的定形至少经历了三大复杂阶段：阴阳概念的产生、八卦创立、重卦并撰成卦爻辞，其中无不包含着先民们改造和征服宇宙自然的智慧结晶，自然也包含着他们在各种决策活动中所积累的思维模式和认识体验，尤其是那些字面上就与占筮预测密切相关的卦爻辞，仍留下先民们进行预测决策活动的痕迹。这些都可看作是《周易》作者对以往无数决策经验的总结和再利用。不妨略举两例以证之，如《豫》卦之卦辞“利建侯行师”，讲的是关于建立诸侯、出师征战这等国家大事的决策；《师》卦上六爻辞“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则是对国家用人问题的决策。《周易》卦爻辞涵盖的社会生活内容相当广泛，不可能每个卦爻都附有上古政治决策的占例，但如果从其隐喻或象征的大道理来论，那么可以说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文辞都与政治决策密切相关。对此无须多加赘述，只须从《周易·系辞传》中便可找到答案。《系辞传》明确指出“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无疑就是认为《周易》具有很强的政治决策功能。从《周易》在创成之时及其以后很长时间内的主要功用来看，其主要用于占筮预测，且大多与政治决策相关。这除了以《周易》经传文字作内证外，还可从《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找到有力的史实根据。也不妨略举两例[2]（《思辨》），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记“秦伯伐晋”一事，战前有请“卜徒父筮之”，并卜得吉卦之后才涉河伐晋，俘获晋君的；再如《国语》记载晋公子重耳在即将结束逃亡生活时，对能否顺利返回决策不下，便让董因利用《周易》占筮来作决定，终因“筮得国”而下定决心。由此可见先秦时代统治者在作政治决策时，对《周易》占筮术有着相当程度的依赖性。正是因为《周易》特有的占筮预测功能，仍作为先秦时代政治决策的主要手段和依据，所以我们认为源于决策又用于决策的《周易》，真可称得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关于决策科学的宝典。
话说回来，既把《周易》视为一部决策科学的宝典，它的决策根据和思想又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周易》决策的依据在于占筮预测，即人们只须通过一定的占筮方法求得卦象，然后根据求得的卦爻辞来判断吉凶成败，就可作出相应的决策。而事实上，这只是《周易》决策的方便法门而已，并不是《周易》堪称古代决策科学著作的有力证据。《周易》被认定为古代决策科学著作，从深层次上来说，主要是其本身已形成一整套比较系统周密的决策思想原理。这一原理，概而言之就是《周易》中合理的哲学思想内核，即素朴的唯物辩证思想——以天地人为研究对象，以阴阳对立统一为基础，以变易理论为核心，以理、象、数、占为手段，以守中持正、趋吉避凶为目的，经过推理演绎所得到的概念或文字卦符体系。用《周易》的话讲，就是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即《易》道。具体而言，情况颇为复杂，以下拟结合鲍宗豪先生《决策文化论》的研究成果对此加以简要的归纳和总结。从决策文化论的视野分析，《周易》在运用卦象卦理进行预测与决策的时候，不仅揭示了宇宙间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和对立统一的法则，而且形成了自身的决策文化观雏型：其一，贯通于天、地、人各方面的预测决策思想，尤以“定吉凶”、“定天下”的政治决策思想为主；其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预测天文、地理、人事的方法，即以“大衍之数五十”、“十有八变而成卦”的蓍草占筮法为主；其三，体现在《易经》六十四卦爻辞和《易传》中的一种辩证精神，特别以《系辞》、《文言》诸传的记述文句为详。从政治决策思想角度总结，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政治决策之道，主要有阴阳、经权、安人、中正、德行、用人、为政、贵谦等八种；一是政治决策之原则，也有均衡与对称、相称与结合、盈足与蓄通、物序与均势、中和与适度、和谐与协调、主次与取舍、互补与权变等八种。另外，我们还可从规律论、全息论、信息不灭论、信息可用论、相互感应论、时空论等六方面，为《周易》决策找到基本理论依据。[3]（第17至39页）
正如美籍华裔成中英先生在《周易管理系统及其应用：“C”理论》文末指出的那样，“易经整体是定位时中之说，是最好的决策系统。其最高境界是天、地、人的调和，以谋求处理矛盾、解决冲突”。[4]（第55页）
这些代表着当今学术界对《周易》决策原理及其价值的独到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周易》原理与政治决策密切相关的又一证据。
立足《周易》经传文本，我们同样可以找到《周易》指导政治决策的思想所在。这一思想总的来说，是以知变制变为出发点，以追求稳定平衡为归宿，以人事变化与吉凶关系为依据的一套通变政治哲学理论。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思想核心是在言“变”，目的是以此“成天下之务”、“定天下之业”。变易是自然与社会的一般法则，政治形势无时无刻都在变，只有知变方能制变、善变、通变，以至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从《系辞传》中“通变之谓事”、“通其变，使民不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文句便可直接找到依据。第二，决策的关键不仅要有充分的准备，而且要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如《讼》卦之《象》辞说：“君子以作事谋始”，即要求决策者在事前要善于谋划。再如《贲》卦之《彖》辞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要求决策者要把握时机，及时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作出对策。这一点对行政者制定方针政策尤为重要。第三，决策的根本在于顺天应人、持正守中。如《系辞》中说：“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又如《革》卦之《彖》辞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坤·文言》说：“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物：美之至也”、“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这些以中正爱民为本的思想，对政治决策者特别有启发意义。第四，决策的目的在于趋吉避凶，以求得新的平衡和发展。《乾·文言》所说的“保合太和，乃利贞”便是此意。追求国泰民安、政局稳定，使各项事业得以和谐持久地发展，无疑乃是政治决策者的理想目标。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周易》蕴涵着丰富的政治决策思想，有待我们去进一步加以挖掘和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