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史记》的著述构架也明显受到《周易》的浸润。
首先是《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的宇宙生成图式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均见《系辞上传》)的筮仪范式对《史记》体例的影响。张守节曾这样论述《史记》的构架：司马迁“作《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刚柔十日，以记封建三代终始也。作《书》八，象一岁八节，以记天地日月山川礼乐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辐共一毂，以记世禄之家辅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二日象闰余也，以记王侯将相英贤略立功名于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岁十二月及闰余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废一不可，以统理天地，劝奖箴诫，为后之楷模也。”(《史记正义·论史例》)张氏这种说法虽然不很科学，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揭橥了司马迁建构《史记》体例的原初心态。司马迁毕竟是以“究天人之际”为首要宗旨的，对《周易》“弥纶天地之道”（《系辞上传》）的宇宙生成图式不会忽之不顾；另外司马迁对天文历法极其精通，这从其参与编纂太初历的经历和《天官书》、《律书》、《历书》等文中的论载可见一斑。因此，以《周易》的宇宙生成图式和筮仪范式为参照，做出如张氏所论的比附也不是不可能的。
其次，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的著述理念深受《周易》“三才”学说的影响。“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说卦》)。《周易》的“三才”学说不仅揭示了八卦生成的主体意识，并由此阐发种种“通其变，使民不倦”(《系辞下传》)、“不伤财，不害民”(《节·彖传》)、“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彖传》)的民本意识。在《周易》中已露后世高扬的“人本精神”的端倪，这对司马迁把人作为考察的中心对象无疑有极大的启发性。
再次，这一主体考察对象的确立势必也影响到体例的编排，至于如何编排，这就是《周易》对《史记》体例的另一个影响：“类”的概念。《周易》中处处体现出“类”的思想，“君子以类族辨物”(《同人·彖传》)、“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系辞上传》)……最根本的是“阴”“阳”两仪，由此衍化出的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实际上都是类属概念，这在《说卦》中体现阐释得最为清晰。不仅人类社会，自然万象也均可纳入这些类属概念中。《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等五种体例，其中的人物组织与顺序安排也是按类属的原则进行，即十二本纪以王朝或时势主宰者为纲；十表打破王朝体系，以时代的变革排列，分类条析，反映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八书则分门别类，以政治典制为纲；三十世家按时代顺序分类记载“辅拂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列国诸侯及传代世家；七十列传则以专传、合传、类传、附传几种方式，叙述“扶义倜傥”、“立功名于天下”的历代人物。五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互为表里，共同演绎出上古至汉初壮丽的历史画卷，这和《周易》的“类”意识明显具有形而下的相似性和形而上的一致性。
《史记》不仅在大的体例上深受《周易》影响，即使是司马迁首创的“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也深受《周易》的启发。有学者认为“太史公曰”化自先秦典籍的“君子曰”［3］，这不失为精敏之论，但也必须指出，这种认识并不全面。
俞樟华先生通过对《史记》一百三十六条“太史公曰”的深入分析，阐明了“太史公曰”七个方面的表述作用［3］，这和《易传》七种数字上的偶合固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就其系统阐述史学思想和表达爱憎情感等阐释功能看，其实质和《易传》是相同的。《易传》每种各有论述对象和中心内容，具体而言，就是《文言》以“文言曰”的形式解说乾、坤两卦的大义；《彖传》（分上下篇）以“彖曰”形式解释六十四卦卦名、卦辞及一卦大旨；《象传》（分上下篇）以“象曰”形式阐释各卦卦名卦义(大象)和各爻爻义(小象)，是最早用卦象推衍人事的代表作；《系辞传》（分上下篇）是《易》义通论，以“子曰”形式阐发阴阳刚柔以及变化的全易大义；《说卦》阐释八卦象例及推衍原理；《序卦》分析六十四卦的编排次序以及诸卦相承的意义；《杂卦》用“错”(旁通)“综”(反对)的排列规律，探讨六十四卦刚柔相济的义理。“十翼”散则自成机杼，合则浑然一体，以其深刻、系统的思辨完成了对《易经》的哲学化诠释，使《易经》摆脱占筮桎梏而跃升为古代中国的最高思想经典。“太史公曰”之于《史记》的价值直与《易传》之于《易经》相仿佛。不能想象，抽去了涉笔成趣、言约义丰的“太史公曰”，《史记》还能否像现在一样独步史林、“光焰万丈”，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恐怕也将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徒怀“成一家之言”之妄念罢了。而删汰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典籍中的“君子曰”，这些典籍的价值肯定并不会逊色多少。
综上可知，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史记》对《周易》范式的践履不惟声应气求，而且由表及里，既深且广,司马迁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大高峰决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