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司马迁；周易；史记；易理
On SIMA Qian's carrying on the essence dwelling in Zhouyi
Abstract: SIMA Qian is well versed in Zhouyi.This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his specific writing manner, but also revealed, in a profounder level, in his impetus to write, aims & purpose in history writ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his history book. All of his quality of strivi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at of anxiety and so on implicated in his “exerting utmost to write a history book” rooted in the essence of “striving unceasingly”, “dedicating one's life to fulfill his wishes”, “thinking danger in times of peace” upheld by Zhouyi. His historywriting aims & purpose of “probing in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eaven and human and achieving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to set forth a distinctive point of view” consciously carry on Zhouyi's spirit as a cultural collection of classic, history and the variety of thought of the preQin times. The structure of his Historical Records is imbued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smos generation mode, divination ritual, and the theory of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eaven, earth and human dwelling in Zhouyi.
Key words: SIMA Qian; Zhouyi; the Historical Records;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司马迁对《周易》的承传，不仅表现在于史学领域对易学精义——“通变观”的借鉴和发挥上，更深层次的是，无论其创作动力、著史宗旨还是史著构架都无不深受易理之浸润。对于前者，前贤时学多有论述，在此不赘。关于后者，学界少有触及，笔者不揣谫陋，略作探究如下。
一
司马迁无疑是熟谙《周易》的。就家学渊源言，乃父司马谈“受《易》于杨何”（《史记·太史公自序》，下简称《自序》。以下出自《史记》的篇章，只列篇名），而杨何是西汉初年的易学大师，“武帝立五经博士，《易》惟杨何”（王先谦《汉书补注》），刘向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何）、丁将军（宽）”（《汉书·儒林传》）。就司马迁的学术态度言，在他的主要著作《史记》中，对先秦典籍和诸家思想没有批判的唯有《周易》（一般都认为《史记》对道家没有批判，但实际上这仅仅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观点。在《史记》的具体行文中，司马迁对道家还是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如《平准书》对黄老无为政治后果的批判；《货殖列传》对老子“小国寡民”社会历史观的批判；对老庄“绝圣弃智”的文化思想也有所批判。），并往往以易理作为表述思想和评判人事的准则。就《史记》的具体行文言，对《周易》的运用更是驾轻就熟，信手拈来。综观《史记》全书，关涉《周易》文理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称引《周易》原文。刘师培在《司马迁述周易义》一文中认为“史迁说《易》，不以卜筮为非，亦不拘虚于卜筮，与术数家言龟策者不同”［1］。的确如此，司马迁援引《周易》原文往往服务于其政治伦理理念。行文中除借占卜形式直引外，也常在政治活动中作为游说、劝喻、激励、讥刺、评判的指南或依据。如关于孔子作《春秋》，《自序》引《坤·文言》“臣弑君，子轼父，非一旦一夕故矣，其渐久矣”以诠其大义；对于汉武帝宠信方士栾大一事，《孝武本纪》以武帝诏书所引《渐·六二》“鸿渐于般”一语刺之；《天官书》引《系辞下传》“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以明天道之切人事；春申君以《未济》卦卦辞及《彖传》“‘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谏止秦昭王伐楚（《春申君列传》）……总之，除“表”外，其余四种体例中均有大量直接称引《周易》原文的例子，并且多能契合人事，深中肯綮，足见司马迁对《周易》文辞之熟稔。
第二，著述易事易理。司马迁不仅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记述了《周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对伏羲、周文王、孔子的功绩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自序》)，“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周本纪》)，肯定了伏羲和文王对创作《易经》的作用。对孔子，则充分肯定了他作《易传》的贡献，“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易》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田敬仲完世家》)。而且对《易》的授受源流也首先作了明晰的勾勒：“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儒林列传》)杨何传《易》，注重义理，故司马迁对易理的阐发，也多举大义，往往探幽抉微，至论时见：“《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自序》)、“《易》基《乾》《坤》”(《外戚世家》)、“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得心应手，触类旁通，处处可以见出司马迁对《周易》义理的深刻理解与精纯把握。
第三，化用《经》《传》文辞。《史记》中几乎每篇均或多或少地有所化用。逐句征引难免断章附会之嫌，下仅以《乐书》、《屈原贾生列传》的部分章节为例，与《周易》相关原文作一对照，即可见一斑。〖ＦＬ）〗〖ＨＪ〗
从上述三段比较典型的个例中，不仅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周易》的熟稔与融通，更可以看出他对《周易》的崇仰之情。
惟其如此，他才能将《周易》义理渗透于其立身处世及《史记》的宏观构架和微观脉络之中。
二
《易经》首卦《乾》九三爻辞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卦》谓：“乾，健也。”《象传》释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文言》进一步阐释：“‘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乾》卦首扬的这种“进德修业”“自强不息”的奋斗进取精神，在《周易》中以不同的表述语言反复推阐，成为《周易》高扬的一面旗帜。深味“《易》以天道而切人事”的司马迁终其生都以此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砥节砺行。少时，“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及冠，“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迁仕郎中后，又“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自序》)；刑前，“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报任安书》)，孜孜于“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自序》)；刑后，则“隐忍苟活”，专心于“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终于成就百三十篇的煌煌巨制。此种为使“私心以尽，鄙陋传世，文采表于后”故“就极刑而无愠色” (以上均见《报任安书》)的隐忍苟活，固然有乃父遗命约束和以“倜傥非常”之先贤为鉴的他律因素，但设若没有强烈的“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的个体自律，恐怕也是做不到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司马迁在完成了对个体生存超越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继《春秋》”（《自序》）的职业本位的超越。
“司马氏世典周史”“世主天官”，至司马迁而一仍其职。家世传统和司马谈有意识的严格的培养教育，使司马迁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史官为本位，以史职为己任，南北壮游，实地考察，“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念念于“述故事”、“继《春秋》”，“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缺”（以上见《自序》）。然而生活遭际的巨变，使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和司马谈以接续家世传统为光荣不同，司马迁流露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的卑辱感。在司马迁眼里,史官已无神圣性可言,这使他摆脱了传统著史原则和著史目的的束缚,不再趋步于载述“明圣盛德”、“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再拘囿于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以备咨询，而是以“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自序》)等汉初士大夫“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文化建设为榜样，借周文王、孔子、屈原等贤圣“遂其志”的“发愤”之举以自劝，“拾遗补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自序》)，“折中于夫子” (《孔子世家论赞》)，“考信于六艺”（《伯夷列传》）……以“成一家之言”为旨归，不求闻达于当世，但愿“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自伸于“后圣君子”（《自序》）。这种“遂其志”的使命感与《周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系辞上传》)、“君子以致命遂志”(《困·象辞》)的思想一脉相承。《周易》不仅著明了“遂志”的实践本位——“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系辞下传》)，并且指出了“遂志”的实践价值与实践方法——“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系辞上传》)、“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系辞下传》)……《史记》的著述过程及学术宗旨，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对《周易》“开物成务”“致命遂志”的使命感的高度体认与知行合一。
《史记》的使命感与实践精神一方面是由于司马迁本人个体生命的张扬，另一方面也由于生存环境忧患的积聚。通览前史，就个体言,从拘文王，厄孔子，放屈原，膑孙子，到迁不韦，囚韩非……历代志士仁人大多孤愤苦危，忍辱负重；就历史发展而言，“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自序》），三千年历史,充斥的是安危治乱，承弊易变；而他本人所处的时代，和文景时期的兴盛安定已大不相同，其时多欲之主穷兵黩武，酷法之臣任情断狱，兴利之政与民争利，文学之士承意无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者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酷吏列传》），极盛之间已现衰象；他自己则因李陵之祸，惨受宫刑，惶悚无状……这一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其中的得失因果，“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报任安书》），要之即“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自序》)。此种述往思来的忧患意识与《周易》的“彰往察来”“原始要终”“居安思危”的精义契合无间。《周易》不仅时时在卦爻辞中以忧患警世，“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九三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否·九五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恒·九三爻辞）、“不节若，则嗟若”（节·六三爻辞）、“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小过·九三爻辞）……〖ＢＦ〗在《易传》中更是反复推阐《易》之忧患意识：“《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系辞下传》）、“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既济·大象传）……正是对《周易》中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的继承与发展，才最终使司马迁超越史官本位而成为超迈时俗的“通人达才”，演绎出一曲千载盛传的“史家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