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颖达编撰的《周易正义》是唐代易学诠释学的代表作。孔疏从王弼易学基本原则出发，吸纳了汉易象数学方法，以其取象与取义相结合的鲜明特色，对《周易》的体例、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对《周易》所蕴涵的原理，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解释。孔颖达的易学诠释学深刻影响了唐宋时期易学和哲学的发展，成为汉易向宋易过渡的桥梁。
关键词：孔颖达；易学诠释学；汉易；王弼易学
KONG Ying-da's hermeneutics on I Ching learning
Abstract: Zhou Yi Zheng Yi compiled by KONG Ying-da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about hermeneutics on I Ching learning. The work is characterized by a distinctive style combining imagenumber system with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Departing from WANG Bi's I Ching learning, and by adopting the imagenumber system in I Ching learning established by scholars of the Han Dynasty, KONG formed his own unique comprehen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pattern of Zhouyi, the 8 tri-grams and 64 hexagrams,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 dwelling in Zhouyi. KONG's hermeneutics on I Ching learning had made a deep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I Ching learning and philosophy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bridged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I Ching learning.
Key words: KONG Yingda; Hermeneuties on I Ching learning; I Ching learning of the Han Dynasty; WANG Bi's I Ching learning
唐代孔颖达面对文本《周易》，面对汉代象数易学、魏晋王韩易注等作品，他“奉敕删定，考察其事”，确定的主旨为“以仲尼为宗”，主张“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周易正义·序》。以下凡引该书，只注篇名）［1］。孔颖达《周易正义》是易学解释学的代表作之一。然而朱熹对《周易正义》评价不高，认为孔氏负责编撰的《五经义疏》（后更名为《五经正义》），《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书》、《易》为下。［2］《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孔疏不仅“墨守专门”，唯王弼注是从，而且“至于诠释文句，多用空言”，“亦非考证之疏矣”。这些说法是否公允呢？让我们仔细品味《周易正义》便知。
一、易者象也，物无不可象也
《易》之为书，原本于象数，发为义理。孔颖达对《周易》体例的理解，既不似汉代人大讲互体、飞伏、卦变、纳甲等，而主张以王弼说为主；又不同于王弼派，不仅讲取义，而且讲取象。孔疏卷首即言“易者，象也，物无不可象也”。
汉代人普遍认为，《周易》古经是神意的产物，天人感应的结果。如《礼纬·含文嘉》云：“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这样，八卦的由来就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孔疏并不否定河图洛书说，认为河图洛书也不过是天文地理的图式化，“伏羲虽得河图，复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然后画卦”（卷首）。圣人仅有河图洛书是不够的，须要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并把河图洛书与实际的万物之象相互参正，才能设画造卦。“伏羲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卷首），正如《系辞传》所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孔疏引《易纬》对圣人画卦作出解释，曰：“卦者，挂也，言悬挂物象以示于人”（卷一），明确肯定：“圣人设画其卦之时，莫不瞻观物象，法其物象，然后设之卦象”（卷七）。
孔疏认为八卦“备天下大象”（卷八）。以类取象，分别以天地雷风山泽水火表征八大类事物。然而，万物不仅具有外部形状，还有内在生成变化之理。“八卦虽有万物之象，其万物变通之理，犹自未备”（卷首），于是将八卦两相重叠，遂为六十四卦。卦有象，爻亦有象，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便各具特定的象征实体，这样“更重而有六画，备万物之形象，穷天下之能事”（卷一）。“万物之形象”即自然之象，“天下之能事”即人事之象。《大象传》所论物象，正是包括这两部分，先释每卦上下体所代表的自然之象再比附论人事义理。
对卦爻辞的诠释，孔疏基本上依据《易传》，主要是《彖》《象》两传的说法。［2］此二传既讲取义，又讲取象，还讲爻位，体例不尽一致。为了调和这些说法，尤其是纠正王弼等人鄙视取象的偏见，孔疏对《周易》体例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圣人名卦，体例不同，或则以物象而为卦名者，若否、泰、剥、颐、鼎之属是也，或以象之所用而为卦名者，即乾、坤之属是也。如此之类多矣。虽取物象，乃以人事而为卦名者，即家人、归妹、谦、履之属是也。所以如此不同者，但物有万象，人有万事，若执一事，不可包万物之象；若限局一象，不可总万有之事。故名有隐显，辞有踳驳，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故《系辞》云：‘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卷一）。
“不可为典要”，韩康伯注为“不可立定准”。孔疏这段话明确主张易包罗万象万事，不能局限于一象一事，反对将《周易》体例单一化、绝对化。以此为指导思想解释了六十四卦卦名的由来，概而言之，卦名来自取象，但所取之象不一。有取之于物象者，有取物象之作用或性质者，有取之于人事者。
孔颖达认为取象说是《周易》的重要体例，卦有卦象，爻有爻象。不仅卦象是多方面的，爻所取象也是多方面的，有取天地阴阳之象者，有取万物之杂象者，还有直取人事之义者。他说：“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或取天地阴阳之象以明义者，若《乾》之‘潜龙’，‘见龙’，《坤》之‘履霜坚冰’，‘龙战’之属是也。或取万物杂象以明义者，若《屯》之六三‘即鹿无虞’，六四‘乘马班如’之属是也。如此之类，《易》中多矣。或直以人事，不取物象以明义者，若《乾》之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坤》之六三‘含章可贞’之例是也。圣人之意，可以取象者则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则取人事也。”（卷一）自然之象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人事则以此为标准取象。此所谓“以物象而明人事”（卷一）。所以人事之象才可以与自然之象互相代替，互相发明。
孔疏在取象问题上主张“不可定于一体”，“不可一例求之”，目的在于调和《易传》中的各种说法，特别是调和取义和取象说，实际是用象数易学修正、补充王弼的义理易学之不足。如解释《大壮·象》“雷在天上，大壮”，王弼注此条曰“刚以动也”，不言取象，只取乾刚震动之义。而孔疏说：“震雷为威动，乾天主刚健，雷在天上，是刚以动，所以大壮也。”（卷四）这就从雷天之象解说“刚以动”之义，显然是对王注的补充。又如，解《涣·彖》“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孔疏云：“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为乘木水上，涉川之象，故言乘木有功。王不用象，直取况喻之义，故言此以序之也。”（卷六）“王不用象”，指王弼不以乘木水上释卦义，而以“涉难而常用涣道必有功”解之，取其比喻义。孔疏在王注下特引取象说与之对比，表示取象说不可废，也是对王弼注的一种补充。
对《易传》中《说卦》的解释，孔疏讲取义，但却从取象入手解释取义的由来。他说：“乾象天，天体运转不息，故为健也。坤顺也，坤象地，地顺承于天，故为顺也。震动也，震象雷，雷奋动万物，故为动也。巽入也，巽象风，风行无所不入，故为入也……”（卷九）按照这种诠释，八卦的卦义或卦德，皆出于其所取的物象，这就同王弼所谓“象之所生，生于义”的观点恰恰相反，形成了对立。从孔疏的一般情况看，对王注赞同之处便加以引述发挥，持否定态度之处则不作评论或明言不取。如孔疏在阐述王注《乾·文言》上九爻时，对象生于义的说法不加解释，实际上表明对王弼注的一种批评。
孔疏还讨论了象和数的关系。从其对《说卦》“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的解释中可见这种关系。孔疏曰：“蓍是数也。传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然则数从象生，故可用数求象，于是幽赞于神明而生蓍。用蓍之法，求取卦爻，以定吉凶。……”（卷九）这里表明两层意思：一层是据《系辞传》八卦来于对物象的摹写，据《左传》认为数从象生；另一层按《说卦》认为先有蓍草数目的变化，方得出八卦之象判断人事之吉凶。
可见，不论对卦名、爻辞的诠释，还是对八卦卦义和象数关系的诠释，孔疏都主张易从象来，物无不可象也，义亦可象也；认为《周易》体例复杂多样，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象、义（理）、数三者关系中，象居第一位，义从象出，数从象生，不能弃象解易；诠易必须综合取象与取义说，王弼派易学和汉易各执一面，都失之偏颇。因此，《四库提要》所云孔疏“墨守专门”，囿于王学家法，或认为孔疏只是王弼义理易学的简单拓展的观点，显然没有注意到孔疏对王学象数概念上的改造与扬弃。
二、刚柔之象立在其卦之根本者也
孔疏诠《易》，不仅吸收和改造了《易传》及汉易的物象说，还吸取并改造了汉易的阴阳升降之卦象说。孔颖达认为刚柔往来之象与物象论有密切联系，他说：“刚柔之象立在其卦之根本者也。言卦之根本皆由刚柔阴阳往来。”（卷八）说明刚柔往来既是卦象形成的根本，因而把握了阴阳往来之象，也就把握了物象形成的根本。
孔疏解释《系辞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说：“赜谓幽深难见，圣人有其神妙，以能见天下深赜之至理也。‘而拟诸其形容’者，以此深赜之理，拟度诸物形容也。见此刚理，则拟诸乾之形容；见此柔理，则拟诸坤之形容也。‘象其物宜’者，圣人又法象其物之所宜。若象阳物，宜于刚也；若象阴物，宜于柔也，是各象其物之所宜。”（卷七）这段话是说，八卦和六十四卦乃摹仿事物刚柔之理，此即“拟诸其形容”。这是本于韩康伯注。但孔疏认为，阴阳之理又来于阴阳物象的性质，所以圣人又法象其物之所宜，此即“象其物宜”，后一点则是对韩注的补充、纠正。［3］
刚柔之理来于阴阳物象的性质，阴阳往来升降决定了卦象的形成。《系辞传》曰：“爻者，言乎变者也。”孔疏详细考察了爻变的几种形式：
1．爻辞之变。爻变首先反映在每爻的爻辞不同，《乾》之初九爻辞为“潜龙勿用”，九二变为“见龙在田”。爻辞的变化，表明爻义发生了变化。孔疏采纳王弼的适时说，认为爻辞爻义之所以变动不居，是因为它们所处时机不同，“变通者，趣时者也”，“若《乾》之初九趣向勿用之时，《乾》之上九趣向亢极之时，是诸爻之变皆臻趣于此也”（卷八）。爻辞爻义的变化发生在一卦内部，却没有发生爻象往来之变。
2．爻位之变。从初爻向上爻移，为上为往；从上爻降到初位，为下为来。这两种方向的变化就是阴阳之爻的上下往来运动。例如，一阳在上，五阴在下，是为剥卦，如果阳爻从上往下降到初位，则变为复卦。爻位的移动必然带来爻象的变化（除乾坤二卦外），而且这种变化也是在卦内发生的，即变之前后所成的两卦的不同爻性的爻数必然相等。孔疏诠曰：“阴阳六爻，两相交易，或以阴易阳，或以阳易阴。或在初位相易，在二位相易，六位错综，上下所易皆不同。”（卷八）
3．刚柔相易。这种变化与前两种形式不同，是发生在卦外，即不是通过卦内爻位改变而产生，而是直接以阳爻易阴爻，以阴爻易阳爻。例如，剥卦，一阳在上，五阴在下，若六五变为九五，则变为观卦；若六四再变成九四，则为否卦。如此类推，一爻或数爻同时发生变化。“阴阳六爻，更互变动，不恒居一体也。”（卷八）
孔疏从上述后两种形式进而推出比较特殊的两种爻变形式，即错与综。在此不加详叙。在对爻变的解释时，孔疏肯定了东汉象数易学家虞翻之注，但认为虞氏之说过于复杂，于是抛弃其互体说，以乾卦为纯阳之气，坤卦为纯阴之气，乾坤父母卦所生六子卦则阴阳相杂。他运用阴阳互易的卦变说，还以八经卦所代表的物象，将卦象说的两个内容联结起来，说明刚柔往来上下交易之象是构成物象的根本。
如果将孔疏与王弼注对比一下，就不难发现，王注以得意忘象为本，认为取义可以代替取象，一旦得到其义，其象即可抛弃；孔疏则大量吸取汉易象数学，旨在说明卦象是不可缺少的，所论象数的作用也已超出了王学家法。二者的差异在阐释义理方面也充分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