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中生存智慧论
《易传》的中和哲学体系，从以上所揭示的几方面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它实质上阐扬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中和化生存智慧，这一中和化生存智慧在《易传》中主要由以下原理构成：
（一）《易传》阐扬了“一阴一阳之为道”的中和之道。这一中和之道是通贯天地人的宇宙之道，也即易道。这种作为宇宙根本规律的中和之道与唯物辩证法关于“发展是对立面统一”的根本原则是相通的，因此，它是一种“朴素的对立统一原理”，［8］它是古代朴素辩证法在先秦的最高体现。
（二）《易传》构建了“趣时”、“变通”、“日新”的时中生存样式。《易传》力倡“时中”主体哲学，这种“时中”的本质即是提倡主体必须有一种主动性适应、创造性顺应的生命态度。“时中”包含着一系列的文化创造、文明创新，这正是《易传》被称为“创造的形上学”的原因。这一主动性适应、创造性顺应的生存样式是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挑战与应战”的文明生成发展模式根本一致的。当汤因比高度赞扬孔子与儒家思想，而把中庸视为“挑战与应战”的根本原则时，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惊叹《易传》时中生存智慧性。这种主动性适应、创造性顺应的“时中”生存与保守性、奴隶性、闭锁性、内省性、平庸性本质不相容。它构成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品格和开拓创新的特性。
（三）《易传》塑造了乾坤中和的民族精神。《易传》阴阳中和的“易道”集中体现于天地阴阳基本形态的乾坤卦德中。在《易传》作者看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乾坤主宰着世界万物的产生变化发展，因此，天地“生生”之德本质是由乾坤赋予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乾元以“自强不息”而“大生”，坤元以“厚德载物”而“广生”。其“大生”“广生”的性品本质上就是中和之德。天乾“自强不息”的“大生”品格正是一种时中精神，地坤“厚德载物”的“广生”品格正是一种“太和”特性。“时中”的变通日新，体现的正是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大生”精神。“太和”的万物和合，体现的正是一种并行不悖、物物不遗、命命兼育的“广生”精神。而乾坤中和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相统一就高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张岱年先生和其余一大批学者多年来致力于弘扬这一民族精神。乾坤精神即是中和精神，因此，中和是中华之魂。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绵绵不绝、博厚广大、物物化育的广大生命力正源自于中和精神。《易传》塑造出了中和这一民族不朽精神，这当是它的不朽杰作。《易传》在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地位根本上正在于此。
马克思·韦伯在其著名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比较了“清教与儒教的对立”：“儒教的任务在于适应此世，而清教的任务则在通过理性改造此世。……儒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适应现世；而清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９］这里韦伯把“儒教”的儒家学说的主旨揭为“适应此世”，是准确深刻的，但他把这种适应仅仅看成是道德上的“自我控制”、“自我完善”的“君子”式消极性“适应”，是欠全面的，起码先秦儒家的中和哲学总体上所透射的是一种“强哉矫”的品格。而《易传》的时中哲学则典型地体现了儒家的“适应现世”的方式原则，是主动性适应和创造性顺应。这种主动性适应和创造性顺应，包含着“理性改造此世”的所谓“新教理性主义”特质。这样，我们从一个重要的理论层面，看到了儒家中和哲学与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实践的相容协同关系。
参考文献：
［１］惠栋.易汉学［M］.四库全书本．
［2］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3］程颐．伊川易传［M］.四库全书本．
［４］ 易传［M］.
［5］ 成中英．中国文化现代化和世界化［Ｍ］.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237.
［6］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易杰雄.坚持“真”与“善”的统一，重构现代东方哲学［J］.现代传播,1997,(2)
［8］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40.
［９］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２６９，２７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