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熊十力生当20世纪前半叶，在面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现代文化交锋的时代背景之下，把现实的根本问题判断为挺立民族文化主体的生命问题，企图通过对《周易》的改铸与辨伪的新的诠释来复兴儒家固有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进而会通中西文化及哲学。
关键词：熊十力；周易；新儒学；创新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Zhouyi by XIONG Shi-li and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Abstract: Born in the earlier half period of the 20th century, whe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as in conflict with the western one, XIONG Shi-li regarded strengthening the life of national culture as then the actual fundamental issue, in an attempt to revive intrinsic vitality and creative spirit of Confucianism by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Zhouyi, and further to merg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well as philosophies into one.
Key words: XIONG Shi-li; Zhouyi；neo-Confucianism; renewal
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新的儒学思潮及学说常常是通过诠释《周易》这一古老的儒家经典而建构起来的。后五四时期的儒家对《周易》的推崇是普遍的现象。因为他们的学说与理论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形成的，他们要在《周易》中开掘现代化的精神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与发展。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人物就是熊十力（1885—1968）。作为现代新儒学开创者的熊十力将《周易》看作为最堪代表儒学精神的经典。从这种角度出发，熊十力企图通过对《周易》的改铸与辨伪的新的诠释来复兴儒家哲学的真精神，进而会通中西文化及哲学。熊十力以后的现代新儒家哲学的学术倾向，在主题、方法与内在的逻辑上有一个共通的趣向，那就是“内圣外王”的理念架构与“返本开新”的方法论。这些倾向很大程度上是在熊十力对《周易》的诠释的影响下推动起来的。
一、在《周易》新诠释中重整现实
与复兴儒学精神
熊十力生当20世纪前半叶，其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反复思索的问题，一直围绕着中国文化的传统性及现代化这一中心。面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现代文化，他们正好处在两者的夹缝中间，基于儒家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无法逃避的历史困局中，他们不能不做出某种抉择，这种抉择，从表面上看，好像仅是一种文化形态上的取舍问题。实际上，从文化形态的思想基础必然要涉及到选择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与生命存在形态。在这里简单地“二者必取其一”显然是不行的，而必须透过文化的比较与融合，创造性地建构一种新的哲学体系。熊十力亦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因而他的哲学体系与当时西化论者和复古论者都异其趣。他的哲学思路贯通古今，衡论中西，出入于儒、佛、道。其以“新唯识学”或“体用论”之名所自创的独特的哲学体系。有人称之谓“新儒学”、有人称之谓“新陆王学”，又有人称之谓“新佛学”，还有人称之谓“新法相学”，“新易学”等，这就意味着难于以某种固有的学派范式来评定他的哲学体系［1］。所以熊十力说：“吾惟以真理为归，本不拘宗派，……”［2］（第288页）熊十力的独创的哲学体系，与他参加辛亥革命有密切的联系。他早年奋起参加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肩负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心里怀着深挚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青年熊十力曾对革命事业十分积极。但这场革命没有真正成功，他对此不但非常痛惜，而且亲身体会到学术思想研究的重要。他说：“余伤清季革命失败，又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苟且。”（《体用论·乾坤衍》）［3］（第320页）熊十力由辛亥革命的失败痛切地认识到，革命不只是一场政治活动，更根本的是改造人的心灵。这就是他强调的“革政不如革心”（新唯识论·熊子真心书》）［4］（第7页）。由于人生存在的意义的迷失，价值规范原则的失序，人心世道越来越不成样子，在这样的“危机的时代”中，他深觉“目前最急者，唯新哲学产生一事。”［5］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种新哲学，便无法对现实存在的内在问题作深切而全面地正视，因而无法达到救国救民与现代化的终极目标。熊十力以“与天下之庶民同忧患”，“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座右铭［6］（第63页）。在中西文化的冲突，民族自尊的丧失危机中，他所忧所患的，首先是人民的权利，正是这种忧患，促使他走上了从学。但熊十力由对人民的忧患上升到对如何挺立民族文化主体的生命之问题上。所以他说：“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7］（第16页）对民族文化存亡的态度，他并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要在终极层面上，建立作为一种开放的本体论，以便人类在此基础上可以真正认识自我和互相沟通。由此，熊十力将他对于人生存有意义原则规范的深切忧患，及他对于中国文化如何“创造性地适应新的时代”，或在新的时代下如何“重新复现生机”的种种思考，都提升到哲学高度强调“高度的自我认识”。熊十力所言之“高度的自我认识”，主要从两方面着眼。一方面着眼于以建立自我完善或人生存有的意义世界为目标，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问题，亦即“见体见心”的问题。熊十力十分强调哲学的根本宗旨是讨论对宇宙与人生的根本本体。另一个方面则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的自我反思和在新时代的复兴与重建。这又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问题。由此，他积极地探索“中国长期停滞不进”的思想根源，主张扫除中国传统思想里硬化腐朽的部分，从而使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得以显露，促成中国传统哲学真正的再生。经过对儒家经典的反复钻研和思考，熊十力认为，《周易》中的“生生不已”的观念，最集中，也最深刻地表现了儒学固有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变化中的适应性和创造性。按照熊十力的理解，《周易》为人们所提供的，是人在宇宙过程里拥有创造活动与自由的潜能之哲学体系，［8］因此，研究《周易》之重要，对后五四时代的中国与中国人来说，是一项重建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的不容或缺的时代课题。在五四前后，《周易》中的“变易”“生生”思想是当时改革思想的理论渊源。凡主张变革者，无不以“变易”思想为理论依据。研究《周易》，对熊十力自己来说，亦是重构传统儒家哲学之创造性的诠释工作。他在《新唯识论》中，从《周易》的“体用不二”的观点入手，通过一系列的逻辑分析，积极地导出了解决其时代课题之方向。他认为源于《周易》大化流行的“体用不二”“生生不息”的思想，不但可以从根本上提供儒家形上学的道德心性本体，而且可以由此重建中国人的道德主体的自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性的自我。从《新唯识论》，一直到《原儒》、《乾坤衍》，熊十力所构筑的哲学体系，我们认为称之为“新易学”体系最为恰当。因为他在《读经示要》与晚年所作的《原儒》、《乾坤衍》里都是用这种新的易学观点来区分作为“专制之毒”的封建主义与作为“儒学传统中的活的精神”的儒家传统。他所一再强调并亲身所做的所谓“辨伪”工作，就是要区别真经与伪经、真儒与假儒、真孔子与假孔子，从而改写经学史，重新建构儒学体系。熊先生将重整中国现实及复活儒家的真精神之鸿志，都寄托在他对《周易》的重新诠释上。
二、熊十力看《周易》的大义与创新观念
熊十力所诠释的《周易》观，其思想核心是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探索中国长期停滞不进的思想根源，企图为中国的自强图存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同时他要打破官方儒学而重新建构儒家哲学。熊十力将这些心愿及计划，皆寄托在改铸《周易》上。熊十力易学的根本宗旨，是对“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创新观念之创造性阐释。他依据《周易》“变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创新”观念，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变革。他主张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都要发展和变革。他说：“世之言循环，则为今之所见，于古为重规，后之所呈，于今为叠矩，以此言循环，则宇宙唯守其古。（循环不已，仍是古物。）而无创新可言矣。《大易》之义，岂其如是？大以事物之自相言，则刹那生灭，元无实质，不容暂住，是其创新无已，谓之进化可也。”［9］（第734735页）熊十力以变化不已的“创新”观念来界定“进化”。他以“创新无已”、“变易不已”的思想来解释历史发展与社会进化。熊十力对西方进化论的接受和理解完全是依据《周易》所谓的“日新”、“自强不息”的“创新”观点。他说：“故有生之日，皆创新之日，不容一息休歇而无创，守故而无新……故此言创新者，乃就人能言也。而人能原依本有以显发。不能更有所增于本有。斯不得不言复初也。”［10］（第65页）
他强调，“创新”就是人的精神力量不断创造的能力。这种创造性的精神力量，都根源于作为人性之精的本心。熊十力一再申明：“吾学贵在见体。”所谓“见体”指的是体悟到“本心”。而“本心”即是人生存有的真实义，同时又是生生不息不断创新的宇宙本体。所以，熊十力把习心到本心的“见体”过程，特别称之为“复初”。“复初”所涵的意思，就是回复到中国儒家传统原来所具有的创新根基与潜力。但进化论及创新两者在本质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里也带有他的哲学的局限，但熊十力是要以《周易》的变易与创新观念来解释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他说：“吾平生之学，究探大乘，而通之于易，尊生而不可溺寂，彰有而不可耽空，健动而不可颓废，率性而无事绝欲。此《新唯识论》所以有作，而实根柢《大易》以出也。”［9］（第604605页）此乃熊氏所言《周易》之大纲要。熊十力走出佛家，是因为不满大乘的“以寂灭言体”的观点，经过一般的思考历程后，他向《周易》探深哲学的本体论。他由佛归儒以后，一直以发掘大易思想，重建儒家哲学为职志，所以在其书中大量涉及了《周易》的大化流行的理论。（熊十力曰：“余少时曾有一种思想，以宇宙唯是一大生生不息真机，变现万物。……儒之道，惟顺其固有生生不息之机，新新而弗用其故，进进而不舍其健。”见《熊十力卷：原儒》，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11.）在上面熊十力所言的易学纲要就是“尊生、彰有、健动、率性”四义。《周易》的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创新观点，对熊十力的哲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熊十力的哲学思想发展，在《周易》大化流行的创新理论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由此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以本体论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在熊十力整个新儒学的哲学体系中，无论就来源还是结构来说，《周易》皆可谓主干。他在有关著作中所一再强调的“体用不二”、“体证本体”、“即体即用”及“翕辟成变”等等本体论的观念，统统都来源于《周易》的“生生之谓易”之创新观点。熊十力之独特的哲学体系是融合儒家易学与大乘佛学的结晶。但《周易》是它的根基。他自己正是由于解悟唯识佛学之弊，方才返归于儒家的《周易》 哲学。他认为佛学终究不能了解生生不息、变化不竭之真机，他指出：“佛家者流，求体而废用。”［11］（第1页）并进一步申明，《周易》所言的生灭变化与佛家的刹那生灭虽有相通之处，但却有非常大的分别。他说：“然余独宗易，究与二代殊趣。夫刹那刹那灭，实即刹那刹那舍故生新。儒者以此，明人道与群治，当体现天行之健，常故取新，自强而不息也。”［11］（第5页）熊十力借用《周易》所言的“生”字来代替佛教中的“灭”字，彰显了“生生之谓易”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儒家入世的哲学理念。熊十力借用儒家《周易》的“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入世思想，来改造佛教之舍离现实的出世思想，应当看作他的哲学体系和儒家哲学的核心与基本特征。这一点极类于宋明儒学之承受佛教影响，而应用了儒家《周易》之生生不息的宇宙本体论作为它的哲学依据。他认为宇宙万象之所以生灭相续，变化无穷，就在于本体自身就是“生生不已”、“流行不已”的。而这“生生”、“流行”的创新观念则是通过“体用不二”的基本观点表现出来的。熊十力将《周易》所强调的“生生不已”的变化创新作为自己哲学的主体，从其“体用不二”、“即流行即主宰”的本体论进而展开出“翕辟成变”理论。熊十力指出：“本体显现为无量无边功用，所以说是变易的。”［11］（第6页）他用翕辟成变的理论来规定功用的最普遍的法则。本体在大用流行中显现出两方面的势用，翕的特征是凝聚，收摄，近于物化，它虽是本体的显现，却又与本体的本性相违，辟的特征是刚健、清净、前进，永不物化，它不只是本体的显现，而且最符合本体的本性。［2］（第314页），熊十力翕辟成变的理论，吸收了《易传》“一阖一辟谓之变”的思想，所不同的是，他所谓翕辟成变不是就客观事物本身的运动发展而言，而是说的精神本体显现的两种势用及其相互关系。［10］（第27页）熊十力特别强调刚健不物化的势用即辟，“只于此，才识大用流行，也只于此，可以即用而识体。”［12］熊十力认为，翕即物，是被动的；辟即心，是主动的。此“宇宙的心”就存在于一切物与人自身。对这“宇宙的心”熊十力说：“唯吾人的本心，才是吾身与天地万物同具的本体，不可以习心作主宰也。”［2］（第319页）“然则反之吾心，而即已得万物之本体。”［2］（第251页）在此熊十力所阐扬的“心物不二”，基本上是指“宇宙的心”或“本心”。通过“证会本体”、“自识本心”的体证工夫，人可以与“宇宙的心”相合，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我们今天回头来看，熊十力想要重新建构儒学本体论的哲学企图，只有在易学背景框架内才得以成立。《周易》即是熊十力以《新唯识论》为中心的哲学体系所根据的主要思想资源。“《新唯识论》虽从印土嬗变出来，而思想根底实乃源于《周易》，要归于认识本心。”［2］（第252页）实际上，离开《周易》，我们不能理解熊十力哲学架构，更不能解释其体用不二、大用流行的哲学的主干。他讲的哲学体系，立足于形而上的本体论的层面上，但他所讨论的主体是关于“心性”的问题。熊十力以《周易》的“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作为线索，不但对传统意义上的心性论与现实观赋予了新的意义，同时对现代中国哲学也提供了新的哲学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模型。熊十力的确是运用《周易》来阐明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不过，《周易》在熊十力哲学的整体结构上的作用不限于此。因为他多次申明，他研究易学的目的，是为了探求中国长期停滞不进的思想根源。事实表明，他正是通过《周易》来展开出自己的民主革命思想与重构传统儒家的社会目标，其目的最终是实现中国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