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特重《易传》，他们借助于诠释《易传》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熊十力的易学是以“乾元”为中心的本体-宇宙论；马一浮的易学是以“性理”为中心的本体-工夫论；方东美的易学是以“生生”为中心的形上学；牟宗三的易学是以“穷神知化”为中心的道德形上学；唐君毅的易学是以“神明之知”为中心的天人内外相生相涵的圆教。他们以现代哲学的观念与问题意识重点阐发了《周易》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生命论、人性论、境界论、价值论及其间的联系，肯定了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是生机的自然观，整体和谐观，自然宇宙和事实世界涵有价值的观念，至美至善的追求，生命的学问和内在性的体验。他们重建了本体论和宇宙论，证成了超越性与内在性的贯通及天与人合德的意义。
关键词： 周易；现代新儒家；本体论；宇宙论；价值论
An outline of the Modern New Confucian scholars’ thought based on the Yi-ology
Abstract: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laid great stress on Yi Zhuan,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which they have elucidated their philosophical ideas. XIONG Shili's Yi-ology takes the “originality (symbolized and inspired by the 1st hexagram of) Qian” as the core of his ontological cosmology; MA Yi fu's takes “nature and idea” as the center of his ontology by everyday practice of cultivation; FANGDONG Mei's takes (the quality of) “producing and reproducing” as the center of his metaphysics; MOU Zongsan's takes “attaining to the state of profound and miraculous transformations” as the core of his moral metaphysics; TANG Junyi’s takes “spiritual acknowledgement” as the core of his all inclusive religion within which heaven and human participate into and produce each other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From modern philosophical concepts and issues, they gave priority to the explication of the cosmology, ontology, theory of lif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ory of the attainment of lofty life realm, axiology embraced in Zhouyi,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t the same time, they confirmed the distinc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re exhibited as that the former reveals views of organic nature, of holistic harmoniousness, and the idea that values conceived in the natural universe and the factual world, the pursuit of perfect beauty and go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of life and the experience of immanent quality. As a result, they reestablished ontology and cosmolog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rov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mmunion between transcendence and immanence, and the unity of virtue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Key words:Zhouyi;Modern New Confucianism;ontology;cosmology;axiology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都十分重视《周易》经传，特别是《易传》，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精神资源，予以创造性的诠释与转化。大体上，他们是沿着宋代易学家的理路讲，又在现代所接受到的西方哲学影响下，从形上学、本体论、宇宙论、价值论、方法论的视域来重新解读易学，开出了新的生面。
一、熊十力：以“乾元”为中心的本体—宇宙论
关于熊十力的易学观，我曾在《熊十力思想研究》一书中有专章（第六章）论述。[1]熊先生的易学思想主要源于王弼的体用观、程伊川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说及王船山的《周易内传》、《周易外传》。熊先生自谓根据于且通之于《周易》的“平生之学”的核心，是与船山相通的“尊生而不可溺寂”（或“尊生以箴寂灭”）、“彰有而不可耽空”（或“明有以反空无”）、“健动而不可颓废”（或“主动以起颓废”）、“率性而无事绝欲”（或“率性以一性欲”）。他有取于船山易学的活泼新创、力求实用，但又批评船山之“乾坤并建”有二元论之嫌。（其实船山并无二元论，当另说。）
熊先生说他自己四十岁左右“舍佛而学《易》”或“舍佛归易”，其重心是“体用不二”的本体论。他所提倡的《周易》智慧，是以西学与佛学为参照的，即不把形上与形下、本体与现象剖作两片、两界的智慧。其“真元”“本体”就是“乾知大始”的本心，以“乾元性体”为天地万物、现象世界的本体，是万化之大原，万有之根基，具足万理又明觉无妄。
此体即“仁体”。他以“生生”讲“仁”。“乾”、“仁”都是生德，是生命本体。他说：“生命一词，虽以名辟，亦即为本体之名。……夫生命云者，恒创恒新之谓生，自本自根之谓命。”“本体是生生化化流行不息的，儒家《大易》特别在此处发挥。”（第358、200页）[2]他把《易传》生生不已、健动不息的创造性、创新性思想发挥到极致。
熊先生认为，宇宙间有“刚健、纯净、升进、虚寂、灵明及凡万德具备的一种势用，即所谓辟者，与翕俱显，于以默运乎翕之中，而包涵无外。《易》于乾元言统天，亦此义也。乾元，阳也，即辟也……辟之势用，实乃控御诸天体，故言统天。……翕不碍辟也，由坎而离，则知天化终不爽其贞常。而险陷乃生命之所必经，益以见生命固具刚健、升进等等盛德，毕竟能转物而不至物化，毕竟不舍自性，此所以成其贞常也。”（第349-350页）[2]
在熊先生看来，本体之为本体，是内在的有一种生命精神，或曰心，或曰辟，具有生生不已、创进不息的力量，能成就整个世界（宇宙）。他借批评船山易学而发挥了一套生命创进的理论，指出世界（宇宙）的形成与演进并无目的性，不是有上帝或人有意计度、预先计划、预定，当然也不是盲目的冲动，只是生命精神的唯变所适、随缘作主。正因为有随缘作主的明智，物化过程是刚健精神的实现过程，而不是迷暗势力的冲动过程。他借诠释《坎》《离》二卦，表明生命跳出物质障锢之险陷，而得自遂。在这个意义上，他讲精神本体生命的“举体即摄用”，“即用而显体”，讲“生即是命”，“命即是生”。本体有很多潜能，无穷无尽的可能，原因乃在于本体生命的本质是创造变化，这就是乾阳之性，可以由潜而显，化几通畅，现为大用。
熊先生又用华严宗的“海沤不二”与《易纬·乾凿度》的“变易”“不易”来比喻本体与现象、本体与功能的关系。隐微的常体内具有完备的品质，涵盖了众多的道理，能够展现为大用流行，使现象界开显。本体与功用、现象，变易与不易，海水与众沤是相即不离的关系。
熊反对在太极、太易、乾元的头上安头。“乾元性海”可以开发、转化为万事万物，又不离开现象界。乾元本体统摄乾坤、神器、天人、物我。
其本体论是本体-宇宙论，“体用不二”包容了“翕辟成变”。这一讲法源于严复的《天演论》。翕辟是乾元仁体的两大势用，翕是摄聚成物的能力，辟是与翕同时而起的刚健的势用，两者相反相成。此即称体起用，摄用归体。熊先生之晚年定论《乾坤衍》直接以乾坤代翕辟。他视宇宙天体、动植物、人类及人类的心灵的发展，每一刹那，灭故生新，是无穷的过程，无有一瞬一息不疾趋未来。他认为发展总是全体的、整体的发展。他又认为宇宙之大变化根源在乾元内部含藏的相反的两种功能、势用，相交互补互动。乾坤并非两物，只是两种生命力，独阳不变，孤阴不化，变必有对。这些看法与宋代易学十分契合。
熊先生依据《周易》讲了一套宇宙论与人生论，此即乾元性体的即体即用、即存有即活动的开显。无其体即无其用，无其用亦无其体。用是现实层面的撑开、变现、转化，体是吾与天地万物浑然同体之真性，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内在的、能与天地万物相互沟通、交融的灵明觉知。只有道德的人才能性灵发露，良知显现，尽人道而完成天道。
其体用、天人之学又发展为“性修不二”的功夫论与“内圣外王”的政治观。就外王学而言，他讲庶民政治，讲革命，且拿“群龙无首”喻民主政治。
二、马一浮：以“性理”为中心的本体—工夫论
马先生的易学思想带有很深的理学、佛学的印痕。他抓住的核心是“穷理尽性至命”，“顺性命之理”。其易学思想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将天下学术、天下之道归于六艺，而六经之教、六艺之道归之于《易经》之教、之道。他说：“《易》为六艺之原，亦为六艺之归。《乾》、《坤》开物，六子成务，六艺之道，效天法地，所以成身。‘以通天下之志’，《诗》、《书》是也；‘以定天下之业’，《礼》、《乐》是也；‘以断天下之疑’，《易》、《春秋》是也。冒者，覆也。如天之无不覆帱，即摄无不尽之意。知《易》‘冒天下之道’，即知六艺冒天下之道，‘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故谓六艺之教，终于易也。”（第422-423页）[3]他又用华严宗一摄一切，一切摄一，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一中有一切，一切中有一，交参全遍，圆融无碍的思想，说明《诗》《书》《礼》《乐》《春秋》之教体者，莫非《易》也。
其次，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和“顺性命之理”为易经、易教之主旨。他说：三材之道所以立者，即是顺性命之理也。儒者不明性命之理，决不能通六艺。他以“性”“理”思想来说明六经，特别是《易经》。他说：“学《易》之要，观象而已；观象之要，求之十翼而已。孔子晚而系《易》，十翼之文幸未失坠，其辞甚约，而其旨甚明。”（第421页）[3]在概述了汉、宋、清代易学之后，马先生特别指出：“近人恶言义理，将‘穷理尽性’之说为虚诞乎？何其若是之纷纷也？……不有十翼，《易》其终为卜筮之书乎？”（第421-422页）[3]他以为要重视象，重视辞，通过“象”以尽其意，通过“辞”以明其吉凶，不能随便说“忘象”、“忘言”。他说：“寻言以观象而象可得也，寻象以观意而意可尽也。数犹象也，象即理也，从其所言之异则有之。若曰可遗，何谓‘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邪？与其求之后儒，何如直探之十翼？”（第422页）[3]他又说，象是能诠，意是所诠。数在象后，理在象先。离理无以为象，离象无以为数。又说：物之象即心之象也。又说：今治《易》者，只在卦象上着例，不求圣人之意，卦象便成无用。
马先生指出：“圣人作《易》，乃是称性称理。”“三材之道所以立者，即是顺性命之理也。凡言理，与道有微显之别。理本寂然，但可冥证，道则著察见之流行。就流行言，则曰三材；就本寂言，唯是一理。性命亦浑言不别，析言则别。性唯是理，命则兼气。理本纯全，气有偏驳，故性无际畔，命有终始。然有是气则必有是理，故命亦以理言也。顺此性命之理，乃道之所以行。不言行而言立者，立而后能行也。顺理则率性之谓也，立道即至命之谓也，故又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易》之所为作也。知圣人作《易》之旨如此，然后乃可以言学《易》之道。”（第425页）[3]
以上对理与道、性与命的诠释，运用了理学家理气关系的模型。“理”、“性”为本体，“道”为流行，命则兼气。他又说乾元是性，坤元是命，合德曰人。资始者理，资生者气，总为一理。又说理必顺性命故，离性命无以为理故。但这个“理”并不在吾人之外，不可用客观方法求之于外，不能用分析、计算、比较、推理的方式求得，只能由自己会悟、证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马一浮先生的“理”即是“心”。
与熊十力类似，马一浮最终把性命之理视为本心，以心遍摄一切法，心即是一切法。三材之道只是显本心本体之大用。圣人作《易》垂教，只是要人识得本心。本心与习心不同，我们不能只随顺习气，失坠本心。
由本体论进入工夫论、修养论，马先生讲“全性起修”，“全修在性”，乾坤合德，故“性修不二”。在性德与修德的关系上，“因修以显性，不执性以废修。” 他亦讲成己、成物，认为成物是性份内事，但物之气有不齐，不得不谓之命，圣人尽性至命，所以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他看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兼性、修而言，兼内圣外王而言；极深研几，即所以崇德广业，开物成务；此即成性、成能、成位。
在体用、性修关系上，熊、马有一致性。如对“神无方易无体”、“精义入神”、“各正性命”等的解释，如关于从体起用、摄用归体、本隐之显、推见至隐的解释等。但马先生多用佛学来谈，如佛之三身、圆伊三点等，熊先生则不然。熊、马二人无疑接着宋明诸家而讨论易学，重心在本体论。马的讲法更传统一些，熊用了一些现代哲学的讲法。熊着意于本体─宇宙论，马着意于本体─工夫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