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又有人说，“《泰》之八”是指所得《泰》卦初爻、二爻、三爻以“九”变“八”，四爻、五爻和上爻不变，仍为“八”，故称之谓“《泰》之八”。如按此说，那么，根据《左传》《国语》中以《周易》占事的通例，此卦应称做“《泰》之《坤》”才对，又何以称“《泰》之八”呢？
种种不通之处，很难自圆其说。
在此情况下，于是又有说此卦当初恐怕是“《泰》之《剥》”音讹在而成“《泰》之八”。然而筮例中既有“《艮》之八”“贞《屯》悔《豫》皆八”，可证当初并非音讹而误。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董因引“小往大来”以解占，“小往大来”是《周易》《泰》卦卦辞，这就可以毫无疑义的断定此卦是以《周易》解占，而不是用《连山》《归藏》之类筮书，因而也就驳倒了筮数“八”的卦例仅限以《连山》《归藏》占筮的说法。
通过以上三个筮数“八”的卦例，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左传》《国语》筮例子中的这几个“八”字，虽然绞尽脑汁也难得其解，这就不能不使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周易》筮数中“九”“六”变，“七”“八”不变的原则，是否是《春秋》时代人们以《周易》占筮的原则？或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则？只因这些原则后来亡佚失传，以致后人无法用“九”“六”变，“七”“八”不变的方法，对这些筮例中的“八”作出正确解释？
以上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想，总之，关于这个问题，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左传·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严明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
在解这一卦时，卜徒父可能是观象出辞：初爻至四爻为大坎，坎为河，二至四爻互卦为兑，兑为毁折，三爻到五爻互卦为震，震为车，因此，从卦象分析来看有坎水使震车毁折象，故卜徒父说“涉河，侯车败”，秦穆公问他这话怎么讲，卜徒父回答：“是大吉之卦，三败之后必获晋君。”所得的卦为《蛊》卦，卦中说“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这段文字《周易》中没有，或出自《连山》《归藏》抑《大次杂易》等其它筮书）。“三去”即“三驱”的意思，古“去”“驱”字通用。《比》卦卦辞有“王用三驱”即其证。然而清人顾炎武认为“去”字在此作“除”字在此作“除”字讲，即于一千乘中，每次除去三百三十三，三次去九百九十九，这样还余一乘棗此为另一说，然此解稍觉牵强，备考可矣。
卜徒父进一步分析卦象说：狐蛊必定象征晋君，《蛊》卦的内卦是巽，巽为风，外卦是艮，艮为山（古人以内卦代表筮者，以外卦代表对方）现在是秋天了，正是以我方秋风海外侨胞落花流水对方山木之果，进而伐取其材的时候，所以我方一定会胜利。山木果实落花流水了，树木本身也被子砍伐了，那能不败！
这一卦溉有变爻，卜徒父解此卦先引卦辞，后释卦象，并以卦象反证于卦辞，以此推断事情的吉凶。
《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升楚遇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嘁，射其元王，中厥目。”国嘁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
晋楚鄢陵之战前夕，晋侯占了一卦，史官说：“吉。这一卦是《复》卦，卦辞说：‘南国嘁，射其元王，中厥目。’”嘁，紧迫之貌。杜预注曰：“复，阳长之卦，阳气起子，南行推阴，故曰‘南国嘁’也”。杜文用“南行推阴”，可证杜预亦有解“嘁”为紧迫之意。这段卦辞的意思是，对方国家的处境穷困紧迫，而王又被射中了眼，国势艰险，王亦受伤，对方那有不败的道理！
这一卦也是没有变爻，史官引卦辞以解所占事情的吉凶，没有谈及卦象。这段卦辞《周易》中也没有，可能出自当时流传的《连山》《归藏》或其它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