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易童子部》中也说：“《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谓也？曰，释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则变。坤爻八，六则变，《易》用变以为占，故以名其爻也。”尚氏之说与欧阳修此论正同。
他们认为，在《周易》筮法中，“九”“六”变，“七”“八”不变。《周易》以变为占，故以“九”“六”作为一卦阳爻与阴爻的代表符号，并于六十四卦之首的《乾》《坤》两卦，设“用九”“用六”，告诉人们，凡占筮得老阳之数“九”，此爻须由阳变阴。如遇老阴之数“六”，此爻须由阴变阳。其余遇“七”“八”则不变。以此启“九”“六”之用。
案之《参同契》：“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所谓“二用”，即指“用九”“用六”而言。意思是说，《乾》《坤》两卦的“用九”“用六”虽然没有爻位，但占筮时，“用九”“用六”的变化原则，却时时周流运行于《乾》《坤》卦的六爻之间。
若按杜预注，“用九”指《乾》卦六爻全变而成《坤》卦，则是“二用”有爻位而不“周流”了。杜预正是这么理解的，故接着在“见群龙，无首吉”名下注曰：“用九爻辞。”如按杜解，“用九”是“爻辞”，则《乾隆》卦共有七爻了，尚秉和先生问道：“古今岂闻有七爻这卦哉？”（《周易古筮考·用九用六解（一）》）
杜注虽有不妥，然而也向阳花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若“用九”称“《乾》之《坤》”，只是泛指乾爻变坤爻，而不是指六爻全变，那么，设若蔡墨当初不是举例论龙，也就是说，不是只讲一爻变之卦，而是例称“《乾》之《姤》”（一爻变）；“其《遁》”（二爻变）；“其否”（三爻变）；“其《观》”（四爻变）；“其剥”（五爻变）；而至六爻全变时，又该如何称谓呢？
对此，尚先生亦未作出正面回答。只是说：“使遇此卦而六爻皆变者，即此辞职占之（按：指“用九”之辞）则非也。”（同上）然而问题在于，使不“即此辞占之”，而是只论六爻全变，若不称“《乾》之《坤》”，又该如何称呼呢？
宋人朱熹可能也考虑到这点不好办，故在《易学启蒙》卷四中说：“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余卦占之卦彖辞。”棗这是折中之辞。
杜预是古人，又是名家，所以他的这段“用九”注，引起后人不少争论，仿据《左传》文意而考之，问题仍未得到圆满解决，故稍费笔墨，对此问题作如上辨析。
（二） 以《周易》或其它筮书进行占筮。
- 首先，我们选几例一爻变的记载。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
这里记载了晋臣狐偃劝晋文公去勤见周襄王（当时襄王被狄后击败，流落在郑国汜地）晋文公听了狐偃的建议后，先让卜偃以龟甲卜一下，得到“黄帝战于阪泉”的吉兆，文公还是不放心，再主用蓍草占筮一下，结果演算出的卦为“《大有》之《睽》”。“之”，变的意思，“《大有》之《睽》”即《大有》卦变为《睽》卦。通过《大有》卦与《睽》卦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是因为《大有》卦九三爻由阳爻变为阴爻才成为《睽》卦的。因而“《大有》之《睽》”，是指本卦《大有》卦因九三爻变，从而得出变卦《睽》卦的。如前所述，这种“X卦之X卦”的方式，是春秋时代人们谈爻的惯例，下面所遇者，皆同此例，不再赘述。
《大有》卦九三爻辞：“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故卜偃说这是吉卦，象征战胜狄兵受到周王的晏请，还有比这更大的吉祥吗？更何况从筮得的卦象看，内卦由《大有》卦的乾为天，变《睽》卦的兑为泽，而《大有》卦与《睽》卦的外卦相同，皆为离，离为日，有天变为泽以迎日之象，这也正是天子降尊以迎接公侯的卦象，这样还不可以吗？更何况支《睽》卦而单论《大有》卦，其下卦乾为天为父，上卦离为火为子，也有天子降尊以迎公的意思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