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更三圣说

    关于《周易》经传的作者，刘氏父子于《六艺略》中，明确提出了“人更三圣”说，在易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说：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1]

此段文字叙述了易学从产生到西汉后期发展的历史，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提出“人更三对，世历三古”说，认为伏羲作八卦，文王重易作上下篇，孔子作《易传》十篇以解经。其二，认为《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所以秦始皇焚书，不毁《周易》，而传者不绝。其三，认为汉代易学皆本于田何，后来分化为两大传授系统，即官方易学与民间易学系统，并分别表现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特征。

    刘氏此说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人更三圣”说是对历史上各种说的概括与总结。战国时期成书的《易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２]疑《周易》作于殷、周之际，但尚未确言为何人所作。至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方云：“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西伯拘羑里，演《周易》。”以为伏羲开始画八卦，周文王推演为六十四卦，并作了卦爻辞。其《孔子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４]刘氏父子加以概括，在易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遂成为后儒有关《周易》作者的基本认识，影响深远。近代以来，随着新史学的兴起，此种说法，逐渐被人们所否定。但“人更三圣”说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即认为《周易》经传非一时一人所作，而是陆续形成的著作，认为卦爻辞的形成同周王朝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对于探讨《周易》的形成和发展，将《周易》经传放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加以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关于《周易》传授的说法，也大致符合汉代易学发展的情况。据《史记·儒林传》和《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传《易》于鲁人商瞿，经六世传于齐人田何，汉兴，田何又传于杨何。《汉书·儒林传》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1]又说，丁宽授《易》于同郡田王孙，田王孙又传于施仇、孟喜、梁丘贺，于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其中，孟喜传《易》于焦延寿，焦又影响京房，于是“《易》有京氏之学”。又说：费直“长于卦筮，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解说上下经”。高相“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无章句……高费皆未尝列于学官”[1]。这与刘氏所说的易学传授系统是基本一致的。但《汉书·儒林传》还依据刘向说提出了另一种说法：“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何）、丁将军（宽）大谊略同，惟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1]这又是认为，京房易学独树一帜，与田何一系的易学不同。此说虽与上述所说相出入，但必有所据。刘氏关于易学传授系统的论述，为后人探讨汉易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线索，也是对易学史的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