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方士阶层继承和发挥驺衍以来阴阳五行说，活跃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秦汉的方士在天文、历法、星占、受命改制、封禅、神仙等领域中都有造诣，得到统一皇朝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实际上，驺衍的五德终始说的流行，以及方士阶层的崛起，皆因时代需要，尤其是新的天命论和受命论的需要。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过，秦始皇时齐方士奏上五德终始说。据《封禅书》，驺衍之术(“终始五德之运”、“阴阳主运”)与包括祀神在内的“依于鬼神之事”皆属于燕齐方士之术的范围[33]。可想，方士们不仅奏上五德终始说，也宣扬“受命然后得封禅”之说。至西汉初，定德改制和封禅等祭典仍由方士阶层主导。文帝依方士新坦平之言举行改正朔及谋议封禅[34]，新坦平由于“人有上书告新坦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不久被诛杀，于是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35]。从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帝时“改正朔服色”及“神明之事”由方士新坦平主导，所以坦平死后文帝则失去了对这些事的兴趣。至武帝时，在定德改制和封禅等祭典方面，方士们仍然占了主导地位。武帝三十年(太初元年)，汉定土德，举行改制[36]，当时此事由唐都等方士主持，《史记·历书》载：“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37]中国古代定德改制的工作中，历法方面的研究，与阴阳五行的数术有关，也是一个难度最大的工作。方士承接驺衍以来的五德主运之术，并是天文、星占、历法、祀神的专家，于是皇朝的定德改制及封禅工作不能不由方士阶层主导。
武帝以来，方士阶层，在两汉政治、社会及学术上，都有十分明显的活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汉时期数术、方技一类，并不是人们通常假设的那样以民间为中心流行的低级学术，著名方术之士常带着数以千计的门生，包括士大夫及位居三公的官僚。东汉杨厚“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38]，郎颉“延致学徒常数百人”[39]，苏子训“士大夫皆承风向慕之。……，其追逐观者常有千数。既到京师，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数百人，皆为设酒脯，终日不匮。”[40]等等。很显然，当时在社会上层方士形成了绝不可忽视的学术势力。
《汉书·艺文志》有《数术略》和《方技略》，其中《数术略》包含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方技略》包含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这些方技和数术通称为“方术”。数术以知天命、占吉凶为主；方技以治死生、保性命为主，它们虽有探究天道和主治生命的不同，则有分不开的关系，方士们依“气”、“阴阳”、“五行”等范畴探窥贯穿天道运行的秩序和人间生命的奥秘一串的普遍原理，乃因阴阳五行的自然哲学。两汉方士们，以阴阳五行
的自然哲学的范踌为基础，提倡自然主义的天命观。他们认为天地、人世和生命本是一个有机的和谐的整体，从而提出天、地、人三合为一的宇宙统一模式，所以“受命”的关键就在于与天道运行的秩序相符的“定德”和“改制”的实行，这显然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在秦汉的继承和进一步发挥。
六、简论阴阳五行说对易学发展的影响
过去，古人相信圣人观照天地万物之象以作《易》，以《系辞传》的说法为代表：“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传》又以为“阴阳”的运动是《易》义之核心，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不过，随着近代易学研究的进展，许多学者怀疑传统说法，从考古学、文字学、哲学等的角度，对《易》八卦的起源重新提出了
有据、有理的论证，于是我们已经从圣人作八卦的旧说摆脱出来。至于《易》八卦的产生与“阴阳”观念的关系的问题，虽然也有不少学者主张二者早已有关，则尚未有一致的意见，乃因有关史料的缺乏。
《易经》经文并无“阴阳”二字，但从文献材料上看，《易》与阴阳概念的结合，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庄子·天下》述及儒家六礼时，云“《易》以道阴阳”。“阴阳”二字，在文字学上，原是分别指云蔽日而暗及太阳之明照而言。[41]至春秋时期，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2]以为万物由阴阳二气构成，于是“阴阳”才成为重要哲学范畴，而其对《易》的解释也起了很大的影响。
至于《易》与五行说的结合，在一些出土文献上有迹可见。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与竹简，其中与《易》有关的作品，除《系辞》外，也有《二三子问》、《易之义》、《要》(以下称“帛书《易传》”)，释文已经公布[43]。这些出土材料包含了与五行有关的记述，如下：
圣人之立正(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天地无困，民口不渗(?)，甘露时雨聚降，剽(飘)风苦雨不至，民心相赐以寿，故曰“番(蕃)庶”。
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其孙贵而宗不铖(?灭)。(以上《二三子问》)
五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用，不可学者也，唯其人而已矣。(《易之义》)
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地之也，此谓《易》道。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之称也，故要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极)之，变以备其请(情)者也，故谓之《易》。(《要》)
以上所引材料中，就明显把“五行”视为天地运行的规律，强调“理顺五行”、“必顺五行”，特别是《要》使“阴阳”配于“天道”；又使“五行”配于“地道”，二者与“人道”、“四时之变”一起构成“《易》道”。有的学者根据《要》篇“水、火、金、土、木”的五行排列不合于五行相生或五行相胜理论，主张“无疑是属于早期的五行观念”、“其材料来源肯定早于战国末年”[44]。不过，关于马王堆帛书《易传》的著作年代，最可靠的证据是这些书的抄写年代，约在自汉高祖刘邦至文帝初年左右。[45]从此可推知，马王堆帛书《易传》所反映的阴阳、五行观念是战国后叶至西汉初的易学思想的表现。实际上，在帛书《易传》中，不难发现战国末思想的痕迹。
帛书《易传》皆依托孔子而言《易》义，但《二三子问》却提到“黄帝四辅，尧立三卿”，揭示着它已经受到推崇黄帝的思想风潮的影响。战国末至汉初，盛行黄老学与数术、方技，这是大家所共识的。马王堆汉墓中所出土的既包含《黄帝四经》等黄老学著作，以及众多数术、方技书。这说明当时《易》、黄老、方术是兼学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黄何，习道论于黄子。”[46]唐都是汉初著名方士，善于天文、历法的数术，司马谈从唐都学天官外，也学习《易》与黄老。这显然是汉初有兼学《易》、黄老、方术的风潮的一个明证。我们在《易之义》一文中，也可以看到黄老、方术与易学相结合的一个例子：
《易》之义谁(唯)阴与阳，六画而咸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刚。六刚无柔，是谓太阳，此[天之义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方。六柔无刚，此地之义矣。天地相卫(率)，气味相取，阴阳流刑(形)，刚柔成口。万物莫不欲长生而(亚)恶死，会心者而台(以)作《易》，和之至]也。
引文以阴阳为《易》的要旨，把“天”、“地”分别相应于阳阴二气。而且“天地相卫(率)，气味相取，阴阳流刑(形)，刚柔成口”一段，说明阴阳二气的调和，这与《黄帝四经》中《观》的“今始判为两，分为阴阳，……行法循[道)，[是为]牡牝。牡牝相求，会刚与柔。柔刚相成，牡牝若形”吻合，就是明显地继承和发挥《老子》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的。此外，“万物莫不欲长生而(亚)恶死，会心者而台(以)作《易》”一段揭示《易》与
“长生而恶死”有关。的确，这是从方技的角度来解《易》的。
由以上简单地所述可见，易学早巳吸取阴阳五行的数术，以及黄老、方技理论。引人注目的就是，马王堆帛黄老书与方技书中，对“阴阳”的描述是十分普遍，却看不到五行学说的痕迹。除帛书《易传》外，一些数术之类书仅有与“五行”有关的内容，例《五星占》主要是关于岁星(木星)、营惑(火星)、填星(土星)、太白(金星)、辰星(水星)等五大行星的叙述和记录，即一部与天文、历法、星占有关的数术书。古人对五大行星运行的规律进行系统的观测和记录，正因为他们相信星象的变化是天命的表现的缘故。“五星”即“五行”的象征，《史记·天官书》记载：“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曰：‘东方木，主春，日甲。”’、“察刚气以处荧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黄帝，主德，女主象也。”’、“察月行以处位太白。曰：‘西方，秋，日庚辛、主杀。”’、“察日辰之会，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阴之精，主冬，日壬癸。”’[47]
根据以上所述，自战国末至汉初，黄老、方技学与邹衍以来的阴阳五行说并未彻底合流。然而，易学早就吸取自阴阳五行之气运动的角度来说明自然规律以及人事的吉凶的数术观念，这是由于二者本来就有着不可分解的联系的。《易经》原是古代的占算书，确无可疑。但它不仅有占卜吉凶的功效，也被视为讲天道的书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史墨的说话：“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侯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大壮卦是由震上、乾下所组成。《象》云：“雷在天上，大壮。”在《周易》一书中，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的八卦与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分别相应的观点，主要见于《象》。学者一般认为《象》形成于战国后期[48]，但自史墨所说的“雷乘
乾曰‘大壮’”一句可以看到，在春秋时期已有《易》八卦与八种自然物相应的看法。很显然，当时易学已经具有将自然现象同人事联系起来考察的传统，后来，这种解《易》倾向被发展为象数易思潮。史墨引《诗经》的“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二句，以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道理，也以为《易·大壮卦》表现这种道理，称之“天之道”。这明显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的表现。
“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是贯穿易学、道家、方术的，揭示着它们之间有互相联系的脉络。实际上，《易》是老子哲学的主要来源之一，而老子的哲学再影响到《易传》思想的形成，《易》、老二者之间确有互相吸收，互为发扬的关系。[49]与此相同，《易》与阴阳五行的数术也有互相吸收，互为发扬的关系。《易》本来就是属于数术之类的书，其对数术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而后来的帛书《易传》又大量地吸取和发挥阴阳五行的数术理论，并不偶然。至汉代，阴阳五行说成为易学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京氏易传》、《易纬》等著作中，进—步发展了以阴阳五行解《易》的理论，对后世影响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