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早使用物候历，它是以物候变化及生物活动规律来识别时候的一种自然历。但随着古人对天文知识的发展，天文历逐渐取代物候历。早期天文历采取观象授时的方法，即以观测北斗斗柄或某些恒星的出现在南中来决定时令季节。这一个阶段的历日，需要观测结果最终确定，所以历法仍是被动的。一般认为，历法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但天文历法早就有另一个服务对象，就是星气之占。古人以星象和云气的变化为天道吉凶和人事灾异的表现。当时天文历法由于有通天、通神的功用，古人以它为一种统治权的象征。”[18]据最近天文学的研究，过去五千年中发生过三次历史上较紧密的星聚现象。[19]据史籍所载，这些星聚现象一开始就被认为上帝对一个新政权的合法性的认可。当时对天文的观测是被动的，所以历法和受命论也都没摆脱被动性和偶然性。但随着天文知识的累积，到春秋中期，中国古代的历法才摆脱观象授时的被动性，进入丁以一些规律排历的阶段。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比较准确的回归年长度和十九年七闰的置闰法则等。[20]至战国中叶，古代天文历已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东汉《乾象历》以前的历法，以日、月、五星的均速运动为前提，推算历日和天体位置。[21]日、月、五星即阴、阳、五行在天界的象征，可见驺衍的阴阳五行说就反映天文、历法知识的成熟。实际上，驺衍本人是一个天文、历法学者，他对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向。当时天文与历法，被视为了解和掌握天命的技术，《汉书，艺文志》中《数术略》天文条载“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辰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历谱条载“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此圣人知命之术也。”表明天文、历法即“参政”、“知命”之术。
驺衍是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理论的集大成者，并是一个系统的古代天文学说的创始者，世称“谈天衍”。《汉书·艺文志》概括《邹子》四十九篇和《邹子五德终始》五十六篇的内容，说：“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22]。从此可见，驺衍的阴阳五行说，不仅是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也是以天文、历法知识为基础将天道运行和天命转移贯通一串的统一理论，所以其对秦汉天文、历法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们记得，东汉《乾象历》以前的历法，以日月、五星的均匀运动为前提，推算历日和天体位置。《史记·天官志》载“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23]“阴阳”与“日月”相符，“五行”亦相应于“五星”。这些思想似乎是源于驺衍的学说。《汉书·艺文志》中《数术略》中天文、历谱条每有与日月五星有关的书目，如：《常从日月星气》、《汉五星彗客行事占验》、《颛顼五星历》、《日月宿历》等等。之外，《数术略》也有“五行三十一家”的书目，班固概括它们的内容，说：“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乱，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24]，明确揭示把五星与五行之气相联系的
学说出于驺衍的五德终始说。
从以上所述清楚地看出，驺衍的五德终始说，以阴阳五行的范畴为基础，建立将日月五星与阴阳五行相应的理论框架。《数术略》五行条的数术源于驺衍的五德终始说，而见《泰一阴阳》、《黄帝阴阳》、《黄帝诸子论阴阳》、《诸王子论阴阳》、《太元阴阳》、《三曲阴阳谈论》、《神农大幽五行》、《四时五行》、《阴阳五行时令》、《务成子灾异应》等书目。从此可见，驺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天文、历法、灾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贯穿自
然秩序与人世历史一串的统一理论。
四、阴阳五行说在天命论上的发挥
驺衍的五德终始说，就是阴阳五行说在天命论上的发挥，驺衍也因此受到列国诸侯的礼敬。《史记·孟子荀卿传》记载其情况：
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25]
驺衍五德终始说的提出，反映天文、历法知识的成熟，并以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为背景。战国中、后期，结束战乱、实现统一的社会愿望日益增大，各国诸侯最关心的就是能否自己完成统一天下的问题。此时，“王天下”的问题，不仅是军事、政治的统一的问题，也是能否受天命的问题。驺衍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势，提出新的“受命”的理论，从而“显于诸侯”。五德终始说把某一政治势力取代周的朝代更替为必然性的历史变革，促进激进的军事、政治的统一，所以它为即将出现的统一皇朝开辟了“受命”的新的途径。实际上，秦汉统一皇朝的君主，都接收五德终始说，从而确立朝代更替的历史的正统性。而此时，方士阶层继承和发挥驺衍以来阴阳五行说，在秦汉社会起了非常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天文、历法、定德改制、祭祀等的国家大事由方士们主导，值得注意。《史记·封禅书》记载：
自齐威、宣王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谄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根据以上所引史料，我们可以获知几件事情：第一，驺衍以来，燕、齐海上方士相传五德终始说，成了此说的专家；第二，秦并天下之后，齐人向始皇奏上五德终始说，他似乎是个齐国方士[26]；其次，始皇采纳齐方士奏上的五德终始说。一般认为，方士符合秦始皇、汉武帝等君主的不死的愿望，提倡荒唐无稽的神仙方术。但当时的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方士们不仅提倡不死之说，他们也是一批明于天文、历法、定德、祭祀(包括封禅)等士人集团。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第一个按五德终始说实行定德改制的君主，他将秦定为水德，更按照五行属水的概念改定一切制度[27]，乃因方士之言。其外，秦始皇时曾有封禅、祀八神等祭典及求仙人的热潮，它们与方士之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据《史记·封禅书》，秦始皇三年巡狩东方时，最早封禅于泰山及梁父，同时“遂东流海上，行礼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28]。秦始皇封神、祀八神及求仙之地集中在山东半岛一带[29]，即海上方士崛起的地区，《封禅书》记载：“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30]。很显然，始皇在东方的祭典及求仙活动皆因方士之言。
驺衍以来，阴阳五行已成了将天道运行和天命转移贯通一串的普遍范畴，其对天文、历法、定德改制、祭祀等领域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史记·孟子荀卿传》记载驺衍五德终始说的概略：
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31]
“五德”是五行转移的自然秩序在历史领域的表现，即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转移”即指按五行相胜的次序来进行的朝代更替的原理。“治各有宜”谓不同的朝代应具不同的统治制度。“符应若兹”的原理，强调天道自然的秩序与朝代更替应要相符。从天命论演变的角度看，驺衍的五德终始说有以下几点特征。
第一，驺衍的五德终始说本身具有贯穿天道论与人道论的统一性，正是符合大一统的政治、思想需要。“五德转移”即天命转移的具体表现。这些观念，乃因日、月、五星的均速运动为前提的天文学说。五德终始说，以天体的规律性的运行为前提，又涉及天命的规律性的转移，从而适应大一统的时代需要，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天人合一理论模式。
第二，“五德转移”及“治各有宜”的原理，从周代的旧的政治秩序(尤其是分封制)的束缚中解放新的统一皇朝。实际上，承接驺衍之术的齐方士向秦始皇奏上五德终始说后，始皇立即采纳此说，举行使秦定为水德的定德改制，因为此说不仅以秦代周的朝代更替为必然性的历史变革，也有利于专制皇朝的新的统治制度的合理化。秦在军事方面统一六国后，企求政治的统一，把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扩大到天下，以此取代殷周以来的分封制。但当时仍有反对中央集权的保守主义势力，例如博士淳于越为首的儒生，维护殷周以来的分封制，则反对秦的新的郡县制，又显露“事不师古而长久者，非所闻也”的复古主义态度，从而引起“焚书”的事端。[32]就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上，“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的学说，对历史的进程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为新的专制政治制度的巩固，制造天命论上的理论依据。
第三，五行终始说中的“符应若兹”的原理，强调天道自然的秩序与朝代更替应要相符，定德改制及封禅就是“符应”的不同表现，并是“受命”的具体的途径。在殷代，“帝”或“天”作为人世历史及命运的主宰的神格概念，当时“帝命”或“天命”有超越一切世俗的判断(例如，君意、臣意、民意等)及客观的历史、社会情况的绝对的权威。这种天命只在殷族一个民族的身上，而占卜作为知命和受命的主要手段。但经过周克殷的政治变动，义理天取代殷代的宗教天的地位。从西周天命思想的角度看，王者受命的关键在于其道德性。天命观的这种变化，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客观上也对周代政治、文化及思想的进程
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宗教观念的角度来看，天命观的这种进展是从自然、民族宗教发展到道德、普遍宗教的过程。虽然如此，殷的宗教天以及周的义理天思想皆有抽象的、模糊的特征，“受命”的关键在于个人的神秘的、偶然的宗教或道德体验。而且，从历史进展的角度看，至战国中后叶，周代正统的义理天思想，具有维护西周以来分封制宗法秩序的保守性。所以，以阴阳五行的循环运动为前提的自然天逐渐取代西周以来义理天的地位，乃因人们对天界运行的必然的秩序的掌握。然而，这里所为“自然天”，与近代自然科学的“自然(Nature)”不同，“天”还是有主宰人类历史与国家、个人的命运的权能，所以地上的君主也仍要受天命，这显然是对殷周以来天人合一的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符应若兹”的原理就强调阴阳五行的自然秩序与某个时代的社会秩序应要“符应”。秦汉时期，这种符应，以定德改制及封禅为代表的“受命”的方式表现出来。周代天命观中“德”是指天的伦理本性，但五德终始说的“德”是自然界运行的内在本性在历史领域中的表现。“五”即木、火、土、金、水的五行之气，而它们自阴、阳二气的运动演生而出。阴阳五行之气，在空间上日、月、五星的均速运动的方式表现；在时间上寒、暑、四时教令(春、夏、秋、冬)循环的方式表现；在历史上木德、金德、火德、水德、土德转移的方式表现。因此，定
德改制及封禅的“受命”仪式，都有与阴阳五行的自然秩序相合的意义。“定德”是指按五行相胜的原理来确定某个朝代的历史性质(例如，秦朝定为水德)；“改制”是指按已定的气的特性来改定历法和一切制度。之外，封禅也是与受命改制有关的特殊的祭典，《史记·封禅书》载：“受命然后得封禅”，可见封禅就是“受命”在祭祀礼仪中的表现。
秦汉时代，天命的思想，以阴阳五行的自然哲学为理论基础，强调历史进展及天命转移的规律性，取得了殷周所不能比的积极进展，在当时具有十分进步的意义。这一时代，虽然统一皇朝实行了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失去先秦百家争鸣的自由、开放风气，但自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来说则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农业技术、土木建筑、冶金技术等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天文、历法、地学及医学的理论非常成熟。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中都可以发现阴阳五行思想的痕迹，显示着秦汉的自然天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进程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