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说，“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尽管人们“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较，无一厘为人谋者”，但只要“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51）口头标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实则无一处不利己，表现为言与行背道而驰。李贽认为，教人者大肆宣讲“专志道德，无求功名，不可贪位慕禄也，不可患得患失也”，这些人并非不知其言不由衷，只是“但为人宗师，不得不如此立论以教人耳”。（52）在这种口是心非的道德教化之下，久而久之，逐渐养成了普遍的虚伪人格。人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这种人最为伤风败俗，他们“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53）“反不如市井小民，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54）。李贽对道学虚伪人格的剖析真可谓入木三分。 

肯定利的合理性，在政治上就要讲求实际利益，以实际功效作为判定政治道德的标准。李贽依此论史，谈到五代的冯道。其人历经四朝，事奉五姓，最为道学诋斥，责为背弃君臣大义、无耻之尤。而李贽却称之“宁受祭器归晋之谤，历事五季之耻，而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要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苛苛者”（55）。他在这里举出“利民”为标尺，结论与世人之见大相径庭。他又说： 

    孟子曰：“社稷为重，君为轻。”信斯言也，（冯）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君不能安养斯民，而后臣独为之安养斯民，而后冯道之责始尽。今观五季相禅，潜移嘿夺，纵有兵革，不闻争城。五十年间，虽经历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者，（冯）道务安养之力也。（56） 

这一认识显然超出了儒家传统重民思潮的局限。传统重民思想强调君利与民利的一致性，安民是巩固君权的前提。而李贽却认为民利的价值高于君利，安民是最终目的。 

从私利说到重民利，李贽对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忠孝节义等伦理价值准则重新作了权衡和选择。他的这些认识直接触及到君主政治的根本利益，益发显示了卓吾直抒己见的超人胆识。 

 

［注释］ 

（1）《战国策·齐策四》。 

（2）《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3）上书卷四《因忆往事》。  

（4）《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  

（5）《焚书》卷一《复周南士》。 

（6）上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  

（7）《藏书·赵汝愚》。  

（8）《焚书》卷五《晁错》。  

（9）《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  

（10）参阅《焚书》卷五《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藏书·范仲淹》。  

（11）《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  

（12）以上引文俱见《焚书》卷三《童心说》。  

（13）《续焚书》卷四《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14）《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15）《续焚书》卷二《圣教小引》。  

（16）《焚书》卷三《赞刘谐》。 

（17）上书卷一《答耿中丞》。 

（18）上书卷三《何心隐论》。 

（19）同上《童心说》。 

（20）《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 

（21）同上。 

（22）《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23）以上引文见《藏书·德业儒臣前论》。 

（24）《初潭集·序》。 

（25）《焚书》卷五《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26）上书卷三《童心说》。 

（27）同上《夫妇论》。 

（28）《易传·序卦》。 

（29）《焚书》卷三《论政篇》。 

（30）同上《夫妇论》。 

（31）同上。 

（32）《藏书·德业儒臣前论》。 

（33）《李氏文集·道古录》卷下。 

（34）《焚书》卷一《答邓石阳》。 

（35）同上。 

（36）同上《答周西岩》。 

（37）《续焚书》卷一《与马历山》。 

（38）《李氏文集·道古录》卷上。 

（39）《李氏文集·道古录》卷下。 

（40）《焚书》卷四《批下学上达语》。 

（41）《李氏文集·道古录》卷上。 

（42）以上引文见《李氏文丛·老子解下篇》。 

（43）《李氏文集·道古录》卷下。 

（44）同上。 

（45）《藏书·德业儒臣后论》。  

（46）《焚书》卷一《答刘方伯书》。 

（47）《藏书·德业儒臣后论》。 

（48）同上。 

（49）《焚书》卷五《贾谊》。 

（50）上书卷一《答耿司寇》。 

（51）同上。 

（52）同上《答邓明府》。 

（53）同上《又复焦弱侯》。 

（54）同上《答耿司寇》。 

（55）上书卷五《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56）《藏书·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