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黄宗羲所主持的讲经会及所提倡的经学思想恢复了经书的地位。宋明时期，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尤其是后者，在与心和义理的对偶关系中，经书实际上被边缘化了。在清初黄宗羲的讲经活动中，经书重新获得了优先的和中心的地位。因此，经书已不再只是作为心之解悟的工具，而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客体和对象；研究经书的目的也不再是开发心中的义理，而是为了准确地了解古代之礼乐制度。恢复经书中心地位的意义在于否决了儒家经书文本的绝对开放性，为杜绝佛老对于儒学的侵蚀这一长期困扰儒学的重要课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作为清代经学复兴的关键人物之一，黄宗羲的经学复兴运动直接开启了乾嘉学派。“其时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一阎百诗、胡东樵一派之经学，承顾黄之绪，直接开后来乾嘉学派。”
其次，黄宗羲所主持的讲经会破除了朱子理学对经义的独占。官方钦定《五经大全》和《四书集注》为一尊，赋予了朱子理学对于经义的专有解释权。黄宗羲主持的讲经会打破了这种专权，他们不迷信朱子的一元之说，而是“罗集”各种注疏，并在各种诠释间衡量拣择，选取最为合于经书原意的解释。破除朱子理学对经义的独占更具有破除迷信、反对权威、拒斥权威话语的意义。黄宗羲不仅否决儒家经书文本的绝对开放性，也打破了儒家文本的绝对封闭性，他努力在开放性与封闭性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价值取向。这体现出一种理性觉醒的新意和进步性的启蒙。
此外，黄宗羲超越了贯穿宋元明三朝的理学与心学的门户之争，缓和了理学与心学之间的紧张，促进了理学与心学的交叉、融合，促进了儒学的革新蜕变。章学诚说，“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虽与顾炎武所创的浙西之学并峙，但“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因为他跳出了“朱陆门户”之见，“此其所以卓也。”梁启超亦有言：
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其具体的理论，虽然许多不适用，然而那种精神是“超汉学”、“超宋学”的，能令学者对于二百年的汉宋门户得一种解放，大胆的独求其是。
最重要的是，黄宗羲所主持的讲经会在知识界转向经史的运动上扮演了风潮的角色，促进了明末清初儒学模式的转型。黄宗羲的学术进路定下了新一代士人关心的大方向，之后，以甬上证人书院学生为主体形成了清代浙东学派，他们沿着黄宗羲确定的方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把许多问题精细化，使经学在清代得以复兴，并使经世致用成为清代新鲜之风气。由此而言，对于清代浙东学术，黄宗羲虽不是开派人物，但却有开山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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