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黄宗羲宗承王阳明，曾师从刘蕺山，但在很多方面他超出了师承的范围，其经学思想就是一例。黄宗羲在主持甬上讲经会、讲授蕺山之学的过程中，阐发了自己的经学思想。其中，有很多见解属创见性的观点，诸如把经书客体化、对象化，作为整体来研读，否决理学对经义的独占，批评义理阐释的功利主义，强调经学的事功思想等等。这些思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心学与文献、心学与现实以及心学与佛老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对于清代浙东乃至全国的学术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黄宗羲经学客体整体事功

 Abstract: Huang Zongxi learnt from Liu Jishan and followed Wang Yangming, but Huang went beyond his teachers’ academic field in a few of aspects, among them is Huang’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During the years of presiding over the sermon meetings and elucidating Liu’s thoughts, Huang suggested hi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mong it there were a few of creative points of view. Huang thought that the classics should be objective and should be studied as a whole; he negated the exclusive explan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criticized the utilitarian explanation, and emphasized the achievements and successes. These points had a good influence for the academy in ZhejiangProvince even the whole countr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Huang Zongxi;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object; whole; achievements and successes

一

　　在黄宗羲85年的人生历程中，有两个事件对他影响颇大，一是他父亲被阉党所害，二是明清的鼎革。他的人生遂因这两件事为轴心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尽管黄宗羲于16岁时遵照父亲的遗嘱拜刘宗周为师，尽管他也曾用心于学术，“公至是发愤，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但此时的黄宗羲主要是跟随父辈“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从事直接的政治实践活动，而未潜心于学术。他自言道：“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

　　在第二个时期，黄宗羲的人生又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明亡以后，黄宗羲直接参与了抗清复明的军事斗争；第二个阶段是抗清复明的斗争彻底失败后，黄宗羲开始专心于学术研究。这两个阶段虽一武一文，但宗旨是一以贯之的，即总结明亡的教训，继续反清复明的大业。作为刘宗周的及门弟子，黄宗羲30多岁时在“奉王母避之山中”时，才“大发箧衍，默体遍勘，始悟师门之学，为集儒先之大成”。之后，又经过了20多年的细细研读，黄宗羲终于“麤识先师宗旨所在”。

　　黄宗羲的学术活动是通过研读、阐发其师刘宗周的思想为进路的。在识得其师的学术宗旨后，黄宗羲与同门学友于1667年在绍兴复兴“证人讲会”，开始系统地讲述蕺山之学。1668年，黄宗羲到达甬上（今宁波）讲学。五个月后，甬上“策论之会”改为“证人之会”，同年，“证人之会”又改为“五经讲会”。隔年，黄宗羲在讲经会的基础上创办了证人书院。从1668年到1675年，黄宗羲主持甬上讲经会达八年之久。从这八年的讲经会的有关材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透视出黄宗羲的经学思想之迹。

二

　　“成圣”即成为圣人始终是儒家的人格理想，是儒家所有学派都不可逾越的一个视界，任何一个学派、任何一个大儒都必须对此做出自己的回答。传统的儒学认为，圣人境界是非常高远的，成为圣人是极不容易的事情，孔子也不敢自称是圣人。宋明时期，陆王心学对成圣之路进行了改装，提出“明心见性”，一旦豁然贯通，即可成圣。这条成圣之路看似简捷，但却有虚无飘渺、不可捉摸之感。“后之儒者，将圣人看得烦难，或求之静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穷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见端倪，遂使千年之远，亿兆人之众，圣人绝响。……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刘宗周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决心救正心学的空谈之蔽，将“成圣”从渺茫悠忽、无可捉摸之境拉下来，而用最普通可行的方法去铺设一条“作圣之路”。刘宗周许诺说人人可以成为圣人，成圣的方法很容易，一是改过，二是读书。这条作圣之路不仅把圣人从天下拉到了地上，而且使其有了坚实的基础。本来，圣人是否可学而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似乎在刘宗周面前迎刃而解了。

　　黄宗羲继承了刘宗周的思想，但他所铺就的“作圣之路”只突出“读书”，而少谈“改过”。他的文章谈改过的不多，一再强调的都是以研读六经为作圣根柢。他认为，要想“捞摸”到“本体”，要想成为圣人，最重要的路径便是读书了。因此，他对于不读书便想“作圣”的观念和作法不屑一顾，甚至持批评态度。他曾对绍兴的证人讲会提出批评，认为“越中类不悦学，所见不能出于训诂场屋”。所谓“越中类不悦学”，是指越中证人弟子仍习于“明心见性”，而不喜读书。这也正是黄宗羲1668年离开绍兴证人讲会的根由。

　　其实，绍兴证人弟子不喜读书并不是一个学风问题，而是一个学理问题。越中地区是阳明心学的滥殇之地，此地士人所学及所习的都是阳明心学，都主张“明心见性”、“反观自得”和“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而习于束书不观、澄神默坐。“明朝人不喜读书，已成习惯，据费燕峰所说：‘《十三经注疏》除福建版外，没有第二部。固陋到这程度，实令人吃惊。”

　　尽管黄宗羲认为，“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王阳明因赋予“人人有个作圣之路”，给予普通百姓以成圣的资格和权利，遂因此而传续了古之为圣之学，但，黄宗羲所走的是一条王学的修正路由，他看到了阳明心学因朝代鼎新而暴露并凸现出来的学理问题。

　　第一点，王阳明认为，

　　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照王阳明的此观点，解释经典最重要的根据是心的理解，而不是经典作家的原文；如果违背心之理，经典的文本是可以怀疑的。显然，这是一种“非章句化”的主张。而“非章句化”的主张，无疑导致了“心”与“文献”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种紧张之中，究竟是文献来牵就“心”，还是“心”来牵就文献? “心”与“文献”的紧张最终归结为了心学与经学之间的张力。

　　第二点，阳明心学所铺就的“成圣之路”过于简捷，“一反观而自得”其本体毕竟是非常主观且没有保证的事，即使得到，也不一定真实；即使真实，也不一定能保持勿失。虽然阳明心学把为圣之路铺在了人伦日用之间，把为圣之权赋予了普通百姓，但由于失去了评判成圣与否的客观依据，这条简易的成圣之路让人领会于渺茫悠忽之间、无可捉摸。

　　第三点，阳明心学主张“明心见性”，“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上即上，无之不一，”主张人遨游于虚幻飘渺的精神本体之中，只需解决“一念发动处”的问题即可，毋需致力于日用人伦。这一主张必然导致心学与社会、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万斯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