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宋本陶淵明詩》，附錄，《續古逸叢書之三十四》，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宋紹熙曾集刻本《陶淵明詩》《陶淵明雜文》，１９２８年；《續古逸叢書》集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縮印，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７－１１９頁。
[2] 參閱鄧小軍：《陶淵明在晉宋之際的政治態度－陶淵明〈述酒〉詩補證》，《詩史釋證》，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６－３６頁；《三教圓融的臨終關懷―謝靈運〈臨終詩〉考釋》，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漢魏六朝宗教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將收入該系編輯出版之《漢魏六朝宗教與文學》一書。
明帝王導君臣反省西晉早期黑暗歷史並表示慚愧，見《世說新語·尤悔》：“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乃具敘宣王（司馬懿）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司馬昭）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９００頁。）
[3] 齊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第８冊，第２２８８頁。
[4] 梁蕭統編，唐李善註：《文選》，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清嘉慶十四年胡克家刻本，１９７７年，下冊，第７９０頁。
[5] 參閱繆鉞：《顏延之年譜》義熙十一年譜，繆鉞：《讀史存稿》，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６３年，第１２９－１３０頁。
[6] 關於延之出為始安太守之年代，牽涉一系列問題，如廬陵王義真、謝靈運被貶出之年代，延之道經尋陽與淵明延盤桓及道經湘州之年代，以及延之《祭屈原文》、《陽給事誄》之繫年，至今歧議尚多，今辨證如下。
按《宋書》卷三《武帝本紀下》永初三年：“三月，上不豫。……丁未，以司徒廬陵王義真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第１冊，第５９頁。）《宋書》卷六十一《武三王·廬陵孝獻王義真傳》：“高祖不豫，以為……南豫州刺史，出鎮歷陽。”（第６冊，第１６３５頁。）《宋書》卷四《少帝本紀》：“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第１冊，第６３頁。）《宋書》卷七十三《顏延之傳》：“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以為正員郎兼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第７冊，第１８９２頁。）《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第６冊，第１７５３頁。）可知權臣徐羨之等猜忌義真、靈運、延之，將義真出為南豫州刺史、出鎮歷陽（今安徽和縣），是在永初三年（４２２）三月。將靈運出為永嘉（今浙江溫州）太守，延之出為始安太守，是在同年五月少帝即位以後不久。
清陶澍《靖節先生年譜考異》、近人逯欽立《陶淵明事蹟詩文繫年》，據《文選》卷六十顏延之《祭屈原文》“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７年，下冊，第８３７頁），以有宋五年為少帝景平二年即元嘉元年（４２４），認為延之出為始安太守道經湘州（今湖南長沙）是在此年。
繆鉞《顏延之年譜》永初三年譜據《宋書》卷三《武帝本紀下》永初三年二月“又分荊州十郡還立湘州，左衛將軍張邵為湘州刺史”，及《宋書》卷四十六《張邵傳》武帝“分荊州立湘州，以邵為刺史”，認為劉宋立湘州、以張邵為刺史是在永初三年，與延之《祭屈原文》“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事實相合，“有宋五年”之“五”字當為“三”字傳寫之誤；又據謝靈運《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詩》，證明靈運出為永嘉太守、延之出為始安太守，實在永初三年七月（《讀史存稿》，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６３年，第１３５－１３６頁）。彥威先生所考甚是（唯其中以為義真出為南豫州刺史、出鎮歷陽是在永初三年五月則微誤，如上所述，是在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