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过“澶渊之盟”，寇准的权力与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契丹既和，朝廷无事，寇准颇矜其功，虽上亦以此待准极厚”。[55]因而，寇准得以毫无顾忌地大权独览，实行宰相专政。但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君臣关系上，寇准与后来的宰相王旦不同，不是在尊重的前提下谋求支持，而是居高临下咄咄逼人地左右君主。因而，彼此关系不是“君臣相得皆如鱼之有水”，而是制与受制。不要说君臣之间，即使是普通的人际交往， 长此 以往，任何人都难以忍受，最终关系的破裂也就不可避免。这是寇准性格上的致命弱点。寇准以独挽狂澜的社稷再造之功，被朝野视为大英雄。在这种氛围之下，投鼠忌器，真宗即使有不满，也无可奈何，只能忍受，不好发作或有所动作。而寇准的政敌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以恐招致舆论谴责的灭顶之灾。然而，却潜伏着危机，而且这种危机正随着和平的到来，战争的远去，以及寇准大权独揽所蓄积的不满，正一天一天地临近。可怕的是，为成功冲昏头脑而得意忘形的寇准，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竟毫无知觉。
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包括本来在制度规定上不应当由宰相插手的御史的任用，寇准都大权在握。史载:“准在中书，喜用寒峻，每御史阙，辄取敢言之士。”寇准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而不愿遵守惯例，论资排辈。“尝除官，同列屡目吏持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谓进贤退不肖也。’因却而不视。”[56]或许是与此事类似的事，或许是同一件事，在野史中还记载:“章圣(真宗)尝谓两府，欲择一人为马步军指挥使。公方议其事，吏有以文籍进者。公问其故。曰:‘例簿也。’公曰:‘今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须检例耶，安用我辈哉？坏国政者正由此耳。’”[57]
但寇准在人事任免上有着当时流行的偏见，即排斥南方人。这是从太祖开始就有的偏见。据说太祖曾立下过不用南人为相的祖宗法。后来，真宗朝宰相王旦也曾以这个祖宗法来阻止南方人王钦若为相[58]。景德二年，后来成为仁宗朝名臣的晏殊，十四岁以神童召试，“宰相寇准以殊江左人，欲抑之”，[59]而在此之前，寇准对后来也成为仁宗朝名臣的青州人王曾，态度则截然不同。本来，按规定，“试文当属学士舍人院”，但“宰相寇准雅知曾，特召试政事堂”。[60]大概寇准又拿出了任官不用例簿的架式，结果，将作监丞王曾被任命为著作郎、直史馆。对南方人存有的偏见，也许寇准一生都没有消除。他在后来任枢密使时，进士赐第，真宗本来已经准备让江西人萧贯居第一为状元，但为寇准所反对。他反对的理由直接了当:“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对此，史家评论说:“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61]这大概也是寇准与出身于南方的王钦若一直不和的一个原因吧。《宋史》卷二八三《王钦若传》载，王钦若因“素与准不协”，当寇准任相时，“累表愿解政事”，真宗“为罢资政殿学士以宠之”。但寇准为了贬抑王钦若，“定其班在翰林学士下”。寇准的做法与他当年在太宗朝贬抑冯拯完全一样。结果，也被王钦若告到皇帝那里。也许是因为寇准正值权力鼎盛，又同样深得真宗信任，对这件事，真宗没有像太宗那样追究寇准，只是给王钦若在“资政殿学士”的头衔上加了个“大”字，提升了他的立朝班序，算是摆平了这件事。
这一时期，寇准正逢盛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为得意的时期。他经常把两制等高级官员邀到他的府邸聚饮，当喝到“酒酣气盛”之时，常常把大门一锁，强留下客人，通宵达旦地喝酒。[62]
“皎皎者易污，峤峤者易折”。寇准独裁，又得真宗信任，一时权势如日在中天，自然会引起来自各个方面的嫉恨与攻击。这正如《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所云：“准为相，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前面说过，宰相专权的最稳固的基础是君臣之间“相得皆如鱼之有水”一样的密切关系。如果要想打击哪个宰相，最能击中要害的，莫过于离间君臣关系了。景德二年，有一个叫申宗古的平头百姓不知受了谁的唆使，诬告寇准勾结真宗的兄弟安王元杰谋反。真宗本来即位就充满曲折，对这样的事最为敏感。因此寇准大为不安，一时又无法辨白。这时，与寇准同时为相的毕士安挺身而出，“力辨其诬，下宗古吏，具得奸罔，斩之”，[63]这才使寇准安定下来。这件事发生在寇准深得真宗信任之时，所以还构不成对寇准的致命威胁，但很难说事件在真宗心里丝毫未存芥蒂。
寇准的政敌们一直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来打击寇准。《长编》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戊戌条载:
一日，会朝，准先退，上目送准。钦若因进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钦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上愀然不能答。
在澶渊亲征之前，有人曾问过寇准的打算。寇准说得相当壮烈 :“直有热血相泼耳。”现在，这句话被政敌抓住把柄，说他“无爱君之心”。并且进一步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这些话一句句都刺到真宗的心上，触到了真宗所不愿想的隐痛。由王钦若这样的有地位的人引经据典来挑拨离间，远较申宗古那样的平头百姓有力得多。王钦若的一番话，可以说成功地离间了寇准与真宗之间的君臣关系。
一般说来，皇帝不能并且也不敢毫无正当理由随心所欲地罢免宰相、执政大臣乃至普通官员。必须是在屡有臣僚弹奏进言或是舆论恶评之后，形成了某种罢免的氛围与理由，皇帝才有可能行使其罢免权。皇帝行使罢免权，也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皇帝本身对要罢免的人不满，乘有人进言而捎带一泄私愤。这种罢免还或多或少带有一点皇帝个人意志。另一种情况是，皇帝对要罢免的人并无恶感甚至是宠信的，但经不住别人的屡屡攻击或舆论压力，不得不罢。这种罢免并不代表皇帝本人的意志，甚至是违反了皇帝的意志。但无论哪一种情况，在皇帝的罢免命令的背后，都具有朝廷内政治势力间角逐的印记。同样，皇帝行使的任命权亦是如此。
景德三年（1006）二月，寇准罢相。三月，被派知陕州。我在前面曾说过，任何结果，都不是某种力量单独作用形成的，而是多方面的合力所致。导致寇准罢相的，不仅有来自王钦若以及申宗古等人的恶毒攻击诬告，还有由于寇准的专权而导致同一执政集团内部对他产生的不满。寇准“举措多自任，同列忌之”。舆论往往是一个政治家政治生命的晴雨表。寇准罢相过了将近半年，真宗还说:“寇准之居相位，多致人言。”曾被寇准压制的冯拯，在寇准罢相后成为参知政事。这时，他接上真宗的话说:“吕蒙正尝云准轻脱好取声誉，不可不察。”[64]冯拯落井下石，可谓出了口恶气。
在景德二年申宗古诬告寇准时，尚有同时为相的长者毕士安为之辩护。当年十月，毕士安病故，寇准便失去了一道强有力的保护屏障。
此外，抛开各种不利的舆论因素，寇准的罢相，应当说还与“澶渊之盟”后，进入和平环境，朝廷的政策转变有关。从前述寇准任官不用例簿，不循旧制看，他是一个不大守成规的人。这在非常时期并无不可，但在需要守成的时期，则有点麻烦。所以，无论是真宗也好，还是执政集团也罢，选中“遵法度，重改作”[65]的王旦为相，取代了寇准。这大概也是从寻求朝野安定的大局出发的吧。
寇准有政治家的作为，却缺少政治家的心计。一如他那诗人本色，率心由性，得志之时忘形，失意之时放浪。当他从政治的峰颠跌落后，他的表现一方面是放浪形骸，一方面是谋图东山再起。
寇准出知陕州后，基本上不理政事，终日宴游。这固然与他在政治上失意有关，但也与多年沿袭的旧习有关。《长编》卷六十五景德四年（1007）六月庚申条载:“旧相出镇者，多不以吏事为意。寇准虽有重名，所至终日宴游。所爱伶人，或付与富室，辄厚有所得，然人皆乐之，不以为非也。”《长编》卷七十三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戊寅条，还记载有寇准在知天雄军任上，与知雄州的李允则相互设宴，竞比奢华之事。
寇准终日宴游，不过是借酒消愁，以掩饰或者说冲淡其在政治上的失意。他曾写下过《醉题》一诗:“榴花满瓮拨寒醅，痛饮能令百恨开。大抵天真有高趣，腾腾须入醉乡来。”[66]“痛饮能令百恨开”，包含了相当深的感慨，而这些感慨都需要酒精来排遣。只有到了“腾腾须入醉乡来”的境地，似乎才能体会到政界以外的“天真高趣”。此时的寇准，情绪很低沉，颇有报国无门的感叹。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闲心终不忘鱼钓，淡水真宜习老庄。报国自知无世用，烟蓑何日卧清漳。”[67]老庄思想，可以说是为积极入世的中国读书人在济世不得的时候，预备的精神空间。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家之所以很少有因政治绝望而自杀者，大概要归功于老庄预备下的这个适足以自我调节的精神乐园。而中国读书人又很少甘于终生归隐，老死林泉。老庄设置的精神乐园，不过是他们在失意之时进行精神调节的暂时落脚之地。就寇准来说，他意识到:“自古名高众毁归，又应身退是知机。”尽管寇准有激流勇退的念头，但对过去曾有的辉煌毕竟难以释怀。所以，他接着前面的诗句写道:“林风惊断西窗梦，一夜愁声忆翠微。”[68]此时的寇准有很多梦，而且多数是重返政治中枢之梦。这正如他在诗中所述:“魂梦不知关塞外，有时犹得到金銮。”[69]
寇准一直存在着重返政治中枢之梦。实际上，对寇准这个重要人物，谁也未曾忘记过。在他罢相刚好一周年的时候，真宗特地把他召到京城谈话。[70]寇准此时也许燃起一丝重新起用的希望之光，因此在京城逗留了十来天。最后看没什么动静，才怏怏而去，返回任所。也许真宗有心起用，但他一个人并不能完全左右政治，大概终因有人反对而作罢。
与在太宗朝被罢免时的情形一样，在重返政治中枢的道路上，寇准又开始了相当漫长的跋涉。
在知陕州时，《宋史》本传记载寇准“从封泰山”。实际上，这是寇准自己要求跟真宗一起去泰山封禅的。《长编》卷六十九大中祥符元年（1008）八月庚戌条载:“刑部尚书、知陕州寇准表请从祀，诏可。”在“澶渊之盟”后，真宗这个并非以打江山起家的君主，试图向内外宣示其皇位受命于天的正统性，与王钦若出的得天瑞的馊主意一拍即合，大张旗鼓地搞起了降天书封禅的闹剧。[71]寇准此时未在中央政府，基本上没有参与。在态度上，寇准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什么天书之类的鬼把戏。但尽管如此，他特地上表要求“从封泰山”。其目的不外是为了接近皇帝和权力中心，可见他是煞费苦心。果然，寇准的苦心得到了回报。“从封泰山”，迁官为户部尚书。同年十二月，又改派至北方重镇，后来宋朝的北京，任知天雄军（今河北大名）兼驻泊都部署。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祀汾阴时，寇准特地遣官去行在。这自然也是为了讨好真宗。[72]
寇准知天雄军，流传有一件逸事:“契丹使尝过大名，谓准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书？’准曰:‘上以朝廷无事，北门锁钥，非准不可。’”[73]由此亦可看出，寇准其人爱面子之一斑。寇准在天雄军，还有一件事让真宗抓住了话柄。《长编》卷七十三大中祥符三年（1010）正月丁丑条载:“知天雄军寇准言:‘振武军士援送契丹使过境，已各给装钱。’上谓辅臣曰:‘寇准好收人情，以求虚誉，卿等今见之矣。’乃诏谕准不当擅有给赐。命备钱偿官。”在寇准罢相时，真宗就说过寇准“以国家爵赏过求虚誉”的话[74]，这次寇准弄巧成拙，再次印证了真宗的这种不良印象。此亦可见寇准胸少城府。
印象归印象，重用还是要重用，特别是在需要的时候。大中祥符五年，“河北颇有盗贼，而奏报不实，又不即时擒捕”。鉴于此，“诏知天雄军寇准都大提举河北巡检”。[75]在此之后，也许是寇准为了改变印象，在是年年末，向朝廷报告“狱空”，来说明他勤于吏事。在中国古代，除了征收赋税，大概处理民事案件是地方官的最主要的工作了。而“狱空”，则说明治安良好，民无讼事，是最能体现地方官政绩的事情。对此，真宗下诏嘉奖。[76]大约此时，寇准迁官为兵部尚书。[77]
也许是由于寇准在治安管理方面成绩卓著，也有可能真宗了解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不致于当真宗不在京城期间，勾结其他亲王夺其皇位。所以，在出幸亳州时，任命寇准为权东京留守。[78]寇准终于回到了天子脚下。时为大中祥符六年（1013）十二月，走到这一步，寇准花了将近七年时间。好在他有年龄优势，还不致老态龙钟。
寇准成为权东京留守是一个信号，或者说是一个标志，意味着寇准很快将被重新起用。果然，过了大约半年，寇准入朝，被任命为枢密使、同平章事。枢密使、同平章事，在宋代被称为“枢相”，与宰相有着同等的地位，只不过分工主管军事而已，比仅仅为枢密使在地位上要高出许多。寇准八年来谈不上卧薪尝胆，却也是朝思暮想，总算又重返到政治决策中枢。这是他第三次进入执政集团。寇准这次重返中央政坛，与宰相王旦的推荐有着直接关系。寇准与王旦是同一年进士，并且两人在彼此进入中央政界以前，就已经关系相当密切。[79]在宋代，除了产生过特别的恩怨，一般同年进士都会互相提携，而自然形成一个荣辱与共的政治集团。
四
寇准再次进入执政集团时间很短，不到一年，就被罢免枢密使，出守外藩，又一次被迫离开了政治中枢。尽管政界的升降沉浮，从外部因素看，主要是各种政治派系互相角逐的结果。但从政治家自身来看，与其性格因素以及政治策略也很有关系。寇准凡事率性而行，不讲究策略，到处树敌，则是导致其在执政集团内站不住脚的主要因素。
在王旦的推荐下，寇准成为枢密使，入主西府，与宰相王旦对掌二府。两个人本应像当年寇准与毕士安那样，同心合力。但寇准似乎不大瞧得起这个晚于他为相的同年，同时，或许还有对这个接替他为相的王旦，过了七八年才把他拉入执政集团总感到有些不是滋味。因此，他不是以合作的态度与王旦共事，而是不时地找些麻烦。史载:“准为枢密使，中书有事关送枢密院，碍诏格，准即以闻。上谓(王)旦曰:‘中书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则？’旦拜谢曰:‘此实臣等过也。’中书吏既坐罚，枢密院吏惶恐告准曰:‘中书、枢密院日有相干，旧例只令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谢罪。’”也许是一报还一报，不久，“枢密院有事送中书，亦碍诏格”。“吏得之，欣然呈之旦”，前些天因“碍诏格”而受罚的吏人大概觉得总算抓住把柄报复寇准了。但王旦却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令却送与枢密院”。直接把文书退给了枢密院，而没有报告给真宗。当枢密院吏把这件事汇报给寇准时，寇准感到非常惭愧，第二天，见到王旦后，对王旦说:“王同年大度如此耶!”[80]
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王文正公在中书，寇莱公在密院。中书偶倒用印，寇公须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书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问吏人:‘汝等且道密院当初行遣倒用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学他不是。’更不问。”[81]
王旦的行为虽然有时让寇准感动不已，但他还是有机会就不放过攻击王旦。我们无法推测寇准是否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史载:“寇准数短旦，旦专称准。帝谓旦曰:‘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旦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帝以是愈贤旦。”[82]王旦或许是以其忠厚的本性，言出于衷，但他不攻击寇准，处处回护寇准，是不是也有其难言之苦呢？是他向真宗力荐，寇准才得以重新起用的，因此他不能说寇准不好，来打自己嘴巴。不过，从王旦在病危之际曾向真宗推荐看，他确实是看重寇准大节的。
在朝廷中，寇准不仅与宰相王旦时有捍格，与其他大臣也屡有冲突。史载:“准恶三司使林特之奸邪，数与忿争。特以河北岁输绢阙，督之甚急。准颇右转运使李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时尝进河北绢五万而三司不纳，以至阙供，请劾主吏以下。上勉从其请，而用赦释之。盖京师岁费绢百万，而准所助才五万而已。准又以三司放驰坊军士不俟给装钱为特过。”这个被人称为“五鬼”之一的林特，此时正得宠于真宗。纳绢一事，真宗给了寇准面子，“勉从其请”，但毕竟心里不甚愉快。这次寇准又揪住不放，就使真宗有些生气了。他对宰相王旦说:“准年高，屡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观所为，似更甚于畴昔。”事至如此，加之寇准又屡与王旦龃龉，因此王旦也就借坡下驴，顺势说了一些不利于寇准的话。他说:“准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当避。而准乃以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我想王旦的一番话，是使真宗下决心罢免寇准的关键，反之，如果王旦如当年毕士安那样回护寇准，真宗是断然不敢轻易罢免寇准的。
当寇准得知将要被罢免枢密使时，托人求王旦，希望能成为地位较高的使相。对于寇准的这种请求，王旦感到很吃惊，说使相怎么可以自己要求呢，并表示他不私下接受别人的请托。王旦的这种态度使寇准又羞又恼，“深恨之”。但当真宗问起王旦，寇准罢枢密使后应当给他个什么官时，王旦却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与使相，令处方面，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也。”在寇准为使相的任命颁出后，“准入见，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荐准者。准始愧叹，出语人曰:‘王同年器识，非准所可测也。’”[83]
寇准心胸狭隘，又过于偏执。因此，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不大喜欢他，就连真宗也不愿碰这个烫手山芋。不过，作为正人君子，寇准还是得到当时一致公认的。这也许正是王旦看重寇准的原因吧。
寇准罢枢密使后，不久被派知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兼西京留守，而后又先后徙判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在此期间，任相长达十二年的王旦病逝。在各种宋代史书中，都记载有王旦病重时向真宗推荐寇准之事。一般都认为，时间当在王旦临去世时，而李焘则认为是在寇准出任枢密使之前。然而，抛开时间的问题，王旦在病重时向真宗推荐寇准则当属毫无疑义的事实。这件事的大致过程如下：王旦晚年病重，真宗让人把王旦抬进宫中，问以后事：“卿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王旦开始并不直接回答真宗的提问，仅说:“知臣莫若君。”真宗没办法，只好一一列举人名问，王旦都不表态。最后，真宗坚持让王旦推荐: “试以卿意言之。”王旦这才说:“以臣之愚，莫若寇准。”但真宗对寇准的性格不满意，说:“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这时，王旦固执地坚持:“他人，臣不知也。”[84]结果，不管是为相，还是为枢密使，总之是真宗接受了王旦的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