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与太宗的君臣际会，是太宗在位的后期。我在读史时，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中国传统社会的历朝创业的君主，几乎无一不为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们所改造。把原本充满野性的、甚至是文盲的武夫，改造为合格的内圣外王的标准帝王。改造的方式，除了读经读史，潜移默化，更主要的是上言进谏。较之温和的读书，进谏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手段。这种改造尽管多数是得到君主本人的配合，但其间也充满着不少不愉快的乃至激烈的冲突。最终，桀獒不驯也好，刚愎自用也好，都统统被纳入了传统的为君之道的规范之内。宋代的太祖、太宗都不例外。在太宗后期，事实上这种君主改造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但君主的行为依然处于群臣士大夫的监督规范之中。前述寇准的牵衣之谏，天谴之诫，可以说都属于规范君主的行为。这种对创业君主的规范改造的行为，都对后世继统的君主起到正面的示范作用。而君主自律意识的增强，无疑为逐渐强化的宰辅专政消除了阻碍。
二
至道三年（997）三月，太宗驾崩，真宗即位。继创业君主之后，真宗是第一个正常继统的皇帝。这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真宗被立为太子，寇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太宗驾崩之际，寇准远离朝廷，没有参与当时激烈的即位之争，亦即对真宗的即位，并没有直接的定策之功。同时寇准也不是太宗为真宗选定的顾命大臣。这一切，决定了寇准还要被“晾”上几年。
真宗即位后没有立即起用寇准的原因，恐怕是在当时的宰相吕端。在太宗朝，吕端为相，寇准任参知政事，着实领教过寇准的专权独断。当时就处处对寇准退避三舍，而今既然不在朝中，对这个避之唯恐不及的棘手之人，又何必把他召来，自寻麻烦呢。而在吕端之后，前朝宰相张齐贤、吕蒙正和曾为真宗潜邸太子宾客的参知政事李沆相继为相，一时还轮不到寇准。然而，寇准毕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量级人物，起用不过是迟早的事。实际上，不管真宗是感激寇准当年赞同他做皇太子，还是觉得他可担重任，总之，一直有起用之心。我们来先看一下真宗即位后寇准的仕履:“真宗即位，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阳，改同州。三年，朝京师，行次门乡，又徙凤翔府。帝幸大名，诏赴行在所，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六年，迁兵部，为三司使。时合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真宗命准裁定，遂以六判官分掌之，繁简始适中。”[28]从上述寇准的仕履可以看出，寇准实际上正一步一步重新接近权力中枢。
在传统政治构架下的人事任免，官员用舍，往往不能简单地说取决于皇帝，或者说取决于宰相。在很大程度上，实际还取决于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反映形式——舆论。就是说，对一个人舆论反映的好坏，并不是单纯的毫无背景的，而是往往包含着某种利益集团的诉求。而皇帝也好，大臣也好，在进行人事任免时，则不可能置舆论反映于不顾。这也是寇准迟迟不被起用的一个因素吧。寇准难容人，也就势必不易为人所容。不仅仅是在中央政治中枢如此，寇准在任地方官期间，也曾与同僚有冲突，被人告到朝廷。上述寇准的仕履中，寇准从知同州徙知凤翔府，据史载，就是“为通判刘拯所讼故也”。[29]至于刘拯因何讼寇准，史籍中没有详细记载。根据《长编》中的一条李焘的注文，大约此事与当时朝中的宰相张齐贤有关。注文引国史《张咏传》，说张齐贤“与寇准相倾”。[30]果真如此的话，从真宗即位第二年开始就担任宰相的张齐贤也曾是寇准进入权力中心的阻碍之一。在政治上某种结局的形成，往往是由于各种因素所汇集的合力的作用，而并非仅仅由于某个单方面因素。
由于寇准是前朝执政，又于真宗最初有拥立之功，并且在真宗即位以后，历任知开封府、权三司使等要职，卓有政绩。所以，几乎朝野都认为寇准肯定会担任宰相。寇准在知开封府时，曾向王禹偁的儿子王嘉佑询问外界对他知开封府所做所为的反映。两个人的对话如下:
准知开封府，一日，问嘉佑曰:“外间议准云何 ?”
嘉佑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
准曰:“于吾子意何如?”
嘉佑曰:“以愚观之，丈人不若未为相。为相则誉望损矣。”
准曰:“何故？”
嘉佑曰:“自古贤相所以能建功业、泽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鱼之有水，故言听计从，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负天下重望，相则中外以太平责焉。丈人之于明主，能若鱼之有水乎 ? 嘉佑所以恐誉望之损也。”[31]
这段对话，很有意思。不仅反映了外界的舆论，而且还反映了寇准的朋友对寇准的认识。王嘉佑因为是寇准的后辈，所以话说得很婉转。但意思已经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出来，即以您性格，与皇帝搞不好关系，因此还是不做宰相为好。对自己的性格，寇准很清楚，所以在听了王嘉佑的话后，称赞他有“深识远虑”。其实，这段对话，饶有深意的还在于揭示了一个并非秘密的秘密，即权臣专权，必须建立在与君主保持密切关系的基础上。用王嘉佑的话说，就是“君臣相得皆如鱼之有水”。只有这样，君主才能达到对权臣“言听计从”的程度。
景德元年(1004)，寇准入相。当时，前朝执政老的老，死的死，寇准以其年龄优势，为朝中仅存。特别是当真宗深所倚信的宰相李沆在景德元年七月薨于任上之后，又适逢北方契丹大举进攻，内无宰相，外有强敌，任用寇准为相，不管真宗是否愿意，也是别无选择，势在必行。尽管如此，鉴于寇准与太宗与臣僚曾发生的种种龃龉，真宗总是有些顾虑。《长编》卷五十六景德元年七月庚寅条载：“李沆死，中书无宰相，上意欲擢任三司使寇准，乃先置宿德以镇之。庚寅，迁翰林学士、兵部侍郎毕士安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士安入谢。上曰:未也，行且相卿。”真宗接着问毕士安:“谁可与卿同进者？”毕士安便顺势推荐了寇准:“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臣所不如。”这时，真宗把他迟迟不用寇准的顾虑合盘托出:“闻准刚，使气奈何？”对此，毕士安向真宗做了解释和说服工作。他说:“准忘身徇国，秉道嫉邪，故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北敌跳梁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毕士安的解释，可以说打消了真宗的一些顾虑，“不阅月，(毕士安)遂与准俱相”。
寇准成为宰相，登上了政治金字塔的顶峰。对他来讲，可以说是既幸又不幸。 幸者，寇准实现了中国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在这个制高点上可以大展治国平天下的作为。不幸的是，寇准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政治家，更不适合做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在读书做官几乎是当时士大夫的必由之路的环境下，寇准做到足以保证他得以优游吟风咏月的经济条件的官位即可，就像苏轼那样。因为在寇准身上有着许多作为政治家所不应有的缺陷。他性格耿直任性，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又争强好胜，虚荣心强，并且还爱许愿，让人领情。此外，又嗜酒如命。我常常有些思惑不解，寇准进士出身，精通儒家经典，为何在他身上见居然见不到一点儒家士大夫的温文尔雅，敦柔忠厚。《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丞相莱国寇忠愍公》援引的野史，记载了寇准入相后他的朋友张咏的反应 :“张忠定守蜀，闻公大拜，曰：‘真宰相也。’又曰:‘苍生无福。’门人李畋怪而问之。曰:‘人千言而不尽者，准一言而尽。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学耳。’”对于二人的关系，野史接着记载道:“张、寇，布衣交也。公(寇准)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虽贵不改也。公在岐，忠定在蜀，还，不留。既别，顾公曰:‘曾读《霍光传》否？’曰：‘未也。’更无他语。公归，取其传读之，至‘不学无术’，笑曰:‘此张公谓我矣。’”我认为张咏说寇准“不及学”以及“不学无术”，主要是指政治经验与权术，而不见得是指一般知识与学问。
景德元年（1004）九月，与宋相持已久的契丹辽朝纠集十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大举南下，辽军绕过河北边境诸城，悬师深入，“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32]这是真宗即位以来第一次遇到的来自外部的危机。这不仅仅是危及其皇位的危机，而且是危及了大宋王朝的江山社稷。寇准此时被任命为宰相，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契丹来势凶猛，寇准与毕士安“合议请真宗幸澶渊”。[33]面对强敌，真宗对亲征显得犹犹豫豫。在寇准的强硬坚持下才下定决心。史载:“寇准已决亲征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以寇深入，密言于上，请幸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幸成都。上复以问准。时钦若、尧叟在旁。准心知钦若江南人，故请南幸，尧叟蜀人，故请西幸，乃佯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成，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耶？’”[34]寇准的这一席话，具有双重威慑力量。既指向王钦若、陈尧叟，又指向真宗。结果是无论谁都不敢承担“委弃宗社”的罪名，这才使亲征成行。
野史对寇准强邀真宗亲征一事记载得更富有戏剧性:“契丹犯澶渊，急书一夕凡五至。莱公不发封，饮笑自如。明日，同列以闻，真宗大骇。取而发之，皆告急也。大惧，以问公。曰:‘陛下欲了欲未了耶？’曰:‘国危如此，岂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过五日尔。’其说请幸澶渊。上不语。同列惧，欲退。公曰:‘士安等止候驾起，从驾而北。’上难之，欲还内。公曰:‘陛下入，则臣不得见，而大事去矣，请无还而行也。’遂行。六军百司追而及之。”[35]其实，真宗亲征并没有如此仓促，九月议定之后，十一月才出征。这是此条史料的不实之处。但对真宗畏懦寡断和对寇准举重若轻的描述，则是相当传神的。
真宗在亲征澶渊的途中，又有了动摇，再次萌生了南逃的想法。《长编》卷五十八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条载:
先是，诏王超等率兵赴行在，逾月不至。寇益南侵。上驻跸韦城，群臣复有以金陵之谋告上，且宜避其锐者。上意稍惑，乃召寇准问之。将入内，闻内人谓上曰：“群臣辈欲将官家何之乎？何不速还京师？”准入对，上曰 :“南巡何如？”准曰:“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老妇人之言。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决。
准出，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门屏间，谓曰:“太尉受国厚恩，今日有以报乎？”对曰:“琼武人，诚愿效死。”准复入对，琼随入，立庭下。准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遂申前议，词气慷慨。琼仰奏曰:“寇准言是。”且曰:“随驾军士父母妻子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愿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敌不难破。”准又言：“机会不可失，宜趋驾。”时王应昌带御器械侍上侧，上顾之，应昌曰:“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若逗留不进，恐敌势张。或且驻跸河南，发诏督王超等进军，寇当自退矣。上意遂决。
读这段记载，总给我一种寇准联合武将高琼对企图南逃的真宗实行兵谏的感觉。看吧，寇准慷慨激昂，再申前议，高琼则威胁以士兵不从南逃。真宗面对的，与其说是辽军的威胁，不如说是眼前可能发生的兵变。作为皇帝，二百多年前唐玄宗西逃途中被迫缢死杨贵妃才平息兵变的事情，真宗是不会不清楚的。当他把似乎是求援的目光投向手持武器的侍卫时，没想到侍卫也站在寇准和高琼一边。在这种形势之下，真宗不得不从谏，断了南逃之念。从这件事也可以想像得出，为什么后来王钦若说的寇准把真宗当作孤注一掷的谗言一发即中，这实在是触动了真宗内心深处最为屈辱窘迫的一幕。
真宗一行在寇准等人的催促下，勉勉强强地总算到达了澶州。澶州城以黄河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真宗又不愿渡过黄河到北城去，因为直接与辽军对阵，而且，一部分辽军已迂回进入了河北，所以比较危险。史载:“天子北巡至澶州，虏骑已过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驻南澶州。准劝上北渡，以固众心，毋令虏得乘胜。上犹豫未决。”寇准向依然想南逃的真宗晓以利害，说：“今一旦弃去，(社稷)非复陛下所有，若盗贼因缘而起，陛下当何归乎？”然而，兵临城下，大概性命比皇位还要重要，因此，在寇准再次劝真宗北渡时，他还是犹豫不决。这时，寇准又动员了在真宗身边的武将高琼:“准谓琼曰：‘事当奈何，太尉胡不一言？’琼曰:‘相公谋之庙堂，琼何敢与知？然相公所以谓上何？’准曰:‘今渡河，则河北不劳力而定，不渡则虏日益炽，人心不敢自固，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琼呼曰:‘陛下听寇准语，准所言是也！’”听了高琼的呼喊，本来已经打算回到内室的真宗，不得不回来，与寇准重新商量。这时，寇准就给高琼使眼色，让他带侍卫的部队先渡河。“准即眣琼，以其兵先渡”，同时“又自牵马奉上”。就这样，真宗等于是被寇准、高琼等人硬拉着过了黄河。[36]
皇帝亲征，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这就是寇准之所以一再强迫真宗北进的原因。在真宗渡过黄河后，寇准又进一步让真宗登上城楼，检阅诸军。寇准对真宗说:“六军心胆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擒贼矣。”于是，“上因御澶之北门。将士望见黄屋，皆呼万岁，声震原野，勇气百倍。”[37]
在整个亲征过程中，真宗的一切行动都是在寇准的勉强下进行的，所以极为消极。“上尽以军事委准”，他把所有的事都推给了寇准。寇准也就当仁不让，“准因承制专决”。[38]实际上，在亲征之前，边事既开，就已经处于这种局面了。“上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见，往往别具机宜，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39]制度的变迁，往往是由变例到常例，而成定制。宰相参与军事，此时一开先例，庆历之后，便有了宰相兼枢密使之形态。而到了南宋，便成为不易之制。
寇准临阵掌兵，“号令明肃，士卒喜悦。虏数千骑乘胜薄城下，有诏吏士迎击之，斩获太半。虏乃引退，不敢复逼。”真宗即使把全权交给了寇准，但能否取胜，心里没有底，当与寇准不在一起时，常派人窥视寇准的状况。史载:“会暮，上还宫，留准居城上。上使人视准何为，曰准方饮酒歌笑，上未尝不释然也。”[40]又载:“公在澶州，每夕与杨亿饮博讴歌，谐谑喧呼，常达旦。或就寝，则鼾息如雷。上使人觇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复何忧!’”[41]寇准如此举止，恐怕不仅仅是真的有类似曹操横槊赋诗那样的雅兴，而是为了安定君心与安定军心而故作潇洒，可谓用心良苦。当时的人把寇准比作之东晋淝水之战时临阵博 弈 的谢安。[42]
“相持十馀日，其统军达览出督战。时威虎军头张瓌守床子弩，弩撼机发，矢中达览额。达览死，乃密奉书请盟。”由于宋朝处于有利形势，所以一开始寇准并不同意议和。辽使“来请益坚，上将许之”。[43]这时，寇准打算提出很苛刻的讲和条件。即一是让契丹称臣，二是收回五代时期被契丹所占领的燕云十六州。这是连太宗想要完成都未完成的事业。但消极的真宗只想早点结束战事，这时又有人“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来自内部的掣肘，使寇准不得不同意与辽朝讲和。[44]
宋朝派曹利用为议和使者。辽朝最初提出条件，要求割让河北。曹利用说，这个条件我不敢回去汇报，可以每年给钱帛二十万。辽朝嫌少，第一次谈判没有成功。曹利用回来汇报之后，真宗因急于还朝，就交代了岁币的底线:“百万以下皆可许也。”但曹利用临出使前，又被寇准召去，对他说：“虽有敕旨，汝往所许毋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史书上描写，“利用股栗。再至虏帐，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45]这次议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以三十万达成“澶渊之盟”后，在真宗那里又闹了一场近乎笑话的虚惊。曹利用结盟回来后，真宗急于想知道结果。当时，真宗正在吃饭，不便见人，就让内侍问曹利用。曹利用卖乖子说:“此机事，当面奏。”真宗再次派内侍问等在外面的曹利用，让他简单说个大概。曹利用不肯说，只是把三个指头放在脸上做了个手势。于是，内侍进到里边告诉真宗说:“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真宗不禁失声惊叹：“太多！”但过了一会儿又说:“姑了事，亦可耳。”就是说，即使多也认了。由此也看出真宗急于摆脱不安境地的心理。后来得知是三十万，才转惊为喜。真宗把以三十万成约看成是曹利用的功劳，从此加以重用。[46]岂不知如果没有寇准的威吓，曹利用大概是不可能坚持以三十万成约的。
“澶渊之盟”是在寇准主持下与邻国达成的第一个重大和平条约。对宋朝当时的对外关系以及后来一百多年和平局面的维持有着重要意义。众所周知，在汉唐时代，中原王朝多以和亲的方式，用血缘关系来维持与周边其他民族政权的关系，以保持和平局面。大约从五代后晋向辽供岁币开始，[47]改用以经济关系来维系和平局面，而血缘和亲的方式则渐渐消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变化。这种现象是不是可以说明，随着商品经济逐渐发达的时期的到来，单纯靠血缘关系已不足以维系双边关系了，而经济意识的增强，使人们越来越认同，似乎和平也可以用钱来买。这也是利益与和平的等价交换。
在现代人看来，“澶渊之盟”以宋纳辽岁币三十万告成，于宋无异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在当时似乎人们并不如是观。因为这点钱对于大宋王朝来说，无异于九牛一毛，按后来的宰相王旦的计算，还不及开战所用军费的百分之一。[48]用些须钱币换来百年和平，似乎并无不妥。而且，受各种情况制约，这种结果亦可以说是客观形势下的产物。在此之后，北宋末及南宋的几次议和方式，无不受“澶渊之盟”模式的影响。这也可以算作一项“祖宗法”吧。对这些和议的是非功过，我们似应尽量摆脱现代意识，从事件的历史渊源与彼时彼地的客观形势去评说。
“澶渊之盟”的成功，应当说是群臣同心同德的结果，特别是寇准与毕士安这两个宰相密切合作的结果。在亲征前，“士安与寇准条所以御备状，又合议请真宗幸澶渊”。当下诏亲征后，“而议者犹哄哄，二三大臣有进金陵及成都图者。士安亟同准请对，力陈其不可，惟坚定前计。真宗严兵将行，太白昼见，流星出上台，北贯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应之。士安适卧疾，移书准曰:‘屡请舁疾从行，手诏不许，今大计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当星变而就国事，心所愿也。’已而少间，追至澶渊，见于行在”。[49]后来，毕士安又扶病追至澶渊。二相同心协力，也使寇准的份量增重了许多。对二相的戮力合作，后人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宋人吕中曾说:“一相独任，则有专权之私。二相并命，则有立党之患。然以赵中令权专任重，而能与新进之吕蒙正共事。以毕士安德尊望隆，而能与使气之寇准共政。不惟无分朋植党之风，抑且尽同寅和衷之义。”[50]元代的《宋史》编者也在卷二八一“论赞”中写道:“契丹大举而入，合辞以劝真宗，遂幸澶渊，终却巨敌。……景德、咸平以来，天下 乂 安，二相协和之所致也。”
而真宗在“澶渊之盟”前后的表现，可以说相当消极，几乎所有行动都是在寇准的督促甚至是强求下做出的。因此，对寇准的行为，后来就有了正反两个角度的评论。曾主张真宗南逃的王钦若说：“澶渊之役，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 [ 51]而仁宗时代的参知政事范仲淹则说:“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52]就是说，寇准把真宗作为孤注一掷的行为，天下公论则认为是忠君保国。同时，在范仲淹看来，天下谓寇准大忠，正在于他“能左右天子”。这里的“左右”，与现代汉语的动词“左右”语义相同。以能够左右天子为大忠，这大概是从宋代士大夫开始才有的观念。宋人还有类似的表达。南宋刘炎《迩言》卷七有“人臣以进谏为大忠”之语，可与之两相映照。“进谏”已是对君主的行为进行的一种限制，而“左右”已超过“进谏”，可以说是对君主的行动的支配了。当然，同样是作为宰相左右天子，如蔡京之于徽宗，秦桧之于高宗，史弥远之于理宗，则无人认为是大忠。这里，评价的标准大概是左右天子的目的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的不同吧。寇准为政的一生，可以说就是力图并且实践左右天子的一生。但他之所以获得是正面评价，可能就与毕士安当年向真宗推荐寇准时所说的“忘身徇国”有关。南宋初年的宰相吕颐浩谈到“澶渊之盟”时，也说寇准“不以家谋，专以国计”。[53]
寇准临危受命，果然不负君望，更不负众望。写下了他从政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为大宋王朝开创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局面。正如宋人陈莹中所说：“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