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为作者的君臣关系系列研究之三，之一的《“圣相”李沆》已刊于《文史》第52辑，之二的《“平世之良相”王旦》已刊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编《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研讨会论文集》。包括本文在内，以上文章的日文版，均收录于《宋代的皇帝权力与士大夫政治》(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版) 。另外，本文亦为2004年“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又收录于《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引言

　　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说，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甚至比改朝换代还难。这种与生俱来，又被后天所塑造的性格，有时候，可以左右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寇准的一生，有过富贵荣华，权势鼎盛，位极人臣，有过贬黜流放，落至谷底，匹夫弗如。跌宕坎坷，大起大落。这一切，绝大部分原因，是由其性格所致。作为士大夫，寇准留下的文字并不多。比较集中的，是《寇忠愍公诗集》三卷。[1]读其诗，观其行，我觉得他本是一个诗人，实在应当加入魏晋时代“竹林七贤”的行列，或者是应当与李白、杜甫为伍。不幸的是，他生活在科举盛行的宋代，昔日那放浪山水，高隐林泉已渐成微音绝响。士大夫们奔竞于仕途，读书做官，成为读书人的必由之路。寇准为潮流所裹携，其身由己也好，不由己也好，总之是别无选择。然而，其生也幸，遭逢的是一个政治全面开放的时代，士大夫势力全面崛起的时代。由穷而达，这个时代，已使士大夫们不满足于“独善其身”式的“修身齐家”，而是把视野投向“兼济天下”，欲舒展压抑已久的“治国平天下”之志。而时代也给予了宋代士大夫得以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欣逢其时，使寇准顺利地登上了政治金字塔的顶端，在君臣之间，展开了一番诗人以外的作为。

　　寇准其人，尽管在仕途上几起几落，屡经波折，但在党争剧烈的宋代，却非议不多。基本上是作为正面形象厕身于宋代士大夫之列，也厕身于当世与后世的史册中。

　　寇准的政治活动，横跨太宗、真宗两朝。太宗作为亚开国皇帝，真宗作为第一个正常继统的君主，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时代。而寇准的政治地位与政治活动，在新旧交替时期，对皇帝权力的走向以及中央政治的定型，都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寇准个人的屡贬屡起，终不见弃的政治生涯，也反映了饶有意味的君臣关系。虑及从这个角度切入，研究寇准的还不多，因此，本文在考察寇准的性格对其政治行为影响的同时，主要意在考察其政治行为在君臣关系规范方面的意义。

一

　　“十九中高第，弱冠司国章。”[2]太平兴国五年(980)，寇准登进士第，是年十九岁。这个年龄在有宋一代进士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3]尽管宋太宗取士，习惯于“临轩顾问”，[4]但这时的寇准似乎并未引起太宗的特别重视。而《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记载的“太宗幸魏也，公年十六，以父陷蕃，上书行在，辞色激昂，举止无畏。上壮之，命有司记姓名。后二年，进士及第，浸以贵显”[5]，似亦近乎不实之传闻。寇准进士及第后，就被授官大理评事，派往遥远的归州巴东县任知县。在知县任上，一干就是五年，才被调任大名府成安知县。[6]在两处知县任内，寇准颇有治绩。“其治一以恩信。每期会赋役，未尝出符移，惟具乡里姓名揭县门，而百姓争赴之，无稽违者。”[7]此后，“三迁殿中丞，调兵食于西夏。还，差通判郓州。得召见，称旨。遂给札试禁中，授右正言[8]，分直东观。中谢日，赐绯袍银鱼。罢汶上之命，充三司度支推官，俄转盐铁蠲司判官公事。会诏百官陈边事，准极疏利病，天子器之。擢署尚书虞部郎中，充枢密直学士，赐金紫，判吏部东铨。”[9]此时，才真正是太宗与寇准君臣际会的开始。

　　但在此之前，君臣之间似乎已有接触。有一条较为隐密的史料，为各种史籍所不载，仅见于《长编》卷三三淳化三年（992）十一月丙辰条的注中。在这条注中，李焘引用北宋张商英撰写的《寇准传》云:“寇准通判郓州，得旨召见。太宗谓曰：知卿有深谋远虑，试与朕决一事，令中外不惊动。此事已与大臣议之矣。准请示其事。太宗曰：东宫所为不法事，他日必有桀、纣之行。欲废之，则宫中亦自有兵甲，恐因而招乱。准曰：请某月日令东宫于某处摄行礼，其左右侍卫皆令从之。陛下搜其宫中，果有不法之器，俟还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而废之，一黄门力尔。太宗以为然。”李焘有些怀疑这条史料的真实性，故仅录于注中。但李焘的《长编》注文，还有另一种情况。即出于某种考虑，不便记入正文的史实，有时也以注的形式写出。比如，堪称千古之谜的“烛影斧声”事件。李焘把这条他认为“诬谤特甚”的有关寇准的史料放在注中，大概是有自己的考虑的。而我则有几分相信这条史料的真实性。因为比较符合太宗其人的性格特征。在太宗后期，立储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后党、阉党及朝中各种势力之间颇有明争暗斗。原拟立为太子的太宗长子元佐就被太宗废掉。而这条史料涉及的次子元僖，原来也是作为继承人培养的，但到后来，也失宠于太宗，死时诏罢册礼，其宠妾被太宗下令缢死，左右的人也被下狱。这些都是见于《长编》正文的史实，可与张商英所记相参证。同时，这条史料也与前引寇准神道碑“差通判郓州，得召见，称旨”的记载相印证。至于太宗为什么特地招来寇准，大概是太宗觉得有兵变之虞，还是找一个局外人商量为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太宗无疑对寇准早已有所了解。以前，我总是百思不得其解太宗与寇准之间那超乎寻常的关系。屡屡委以重任，最后又密询立储之事。看来似乎都可以从这件事上找出渊源。

　　对“准极疏利病，天子器之”这件事，《长编》卷三十端拱二年（989）七月己卯条具体记载:

　　初，左正言、直史馆下邗寇准承诏极言北边利害。上器之，谓宰相曰：“朕欲擢用准，当授何官？”宰相请用为开封府推官。上曰：“此官岂所以待准者?”宰相请用为枢密直学士。上沈思良久，曰：“且使为此官可也。”

　　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在君臣际会之始，太宗就对寇准极为赏识。当然，这种赏识，与寇准入仕后的政绩也不是不无关系的。从这一记载还可以看出，在官员任用时，太宗虽然征求宰相的意见，但最终还是由他一锤定音。这也是太宗作为亚开国皇帝的强权政治的一个特征。

　　“赴义忘白刃，奋节凌秋霜”。[10]寇准性格耿直，颇有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遇有不满，则是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自己的这种性格，自己也很清楚。用他自己写下的诗来说，就是“孤立敢言逾素分”。[11]君主强权，臣子倔强，一起共政，冲突势在不免。寇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12]犯颜直谏，在历代史籍中屡屡可见，但到了动手拉住皇帝的衣服，强令皇帝坐下来听其意见的程度，似乎还不多见。一向强权的太宗恐怕也是初次遇见这样的臣子，怒不得恼不得。后来不管是想通了，还是故作虚怀纳谏的姿态，“上嘉叹曰：‘此真宰相也。’又语左右曰:‘朕得寇准，犹唐太宗之得魏郑公(魏征)也。’”[13]这也是一心想成为唐太宗的宋太宗的无奈。

　　淳化二年（991），“岁大旱，天子以为忧，尝辇过馆中，泛以问。众皆曰，水旱天数也，尧舜所毋奈何。准独曰:‘朝廷刑罚偏颇，凡天旱为是发耳。’上怒起，入禁中。顷之，召准问所以偏颇状。准曰:‘愿召两府至前，臣即言之。’有诏召两府入。准乃言曰:‘某子甲作赃若干，少尔，罪乃至死。参政王沔，其弟淮盗所主财至千万以上，顾得不死，毋罪，非偏如何？’上顾问沔。沔顿首谢。即皆罢去。”[14]最初，太宗之所以发怒，是因为寇准说“朝廷刑罚偏颇”而遭天谴。这样说，无异于指责太宗为政不明。同样是神道设教，借天威来压君威是人臣的惯用手段。在这里，实际上寇准挑战的对象是同太宗一体的执政集团成员。他所揭发的王沔，据记载，当时“赵普出守西洛，吕蒙正以宽简自任，王沔怙恩招权，政事多决于沔”。[15]因此，寇准这样做，不惟冒犯主威，而且还冒犯当政权贵。冒双重风险，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然而，政治有时往往就像是赌博，孤注一掷，背水一战，死而后生。果然，对寇准的行为，“上大喜，以准为可用。遂骤进”。[16]这次“骤进”，《宋史》寇准本传记为“即拜准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从此，寇准进入了宋王朝最高的执政决策中枢，他那跌宕起伏的生涯也从此开始。

　　寇准的性格，不仅与太宗时有捍格，与同僚也常有抵牾。与寇准同时出任执政，立班位于寇准之上的知枢密院事张逊，寇准就与他合不来。“逊素与准不协，数争事上前”。结果，遭到了暗算。有一天， 寇准与同为枢密副使的温仲舒一起退朝骑马回家，在途中被一狂人迎着马首高呼万岁。这在当时，尤其在敏感的太宗那里，是极犯忌讳的事。当时的街使判佐金吾王宾，过去曾经被张逊保举过，所以，张逊抓住这件事，嗾使王宾上奏。当太宗问起这件事时，“准自辨云，实与仲舒同行，而逊令宾独奏臣。逊执宾奏斥准，辞意甚厉。因互发其私。上怒，故贬逊而罢准”。[17]涉及到皇位，太宗最为敏感，所以，罢免是势在必行的。然而，即使是罢免，寇准与张逊也是有区别的。张逊被责授右领军卫将军，而寇准只是罢守本官，暂时被挂了起来。这期间，还让寇准和其他高级官员一起各荐举两个人担任京官。寇准自六月份罢守本官，到十月才予以差遣，以左谏议大夫出知青州。但太宗实在是特别赏识寇准。《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993）十月壬申条在记载寇准出知青州之后，接着记载:“上顾准厚，既行，念之，常不乐。语左右曰:‘寇准在青州乐否？’对曰:‘准得善藩，当以为乐也。’累数日，辄复问。左右对如初。其后，有揣帝且复召用准者，因对曰:‘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日置酒纵饮，未知亦念陛下否？’上默然。”“上默然”，大概是一种宠爱而未得到回报的伤心。尽管如此，太宗也没有改变对寇准的赏识，出守地方不到一年，寇准又被召回朝中，再次进入执政集团，担任参知政事。对于寇准的再次起用，太宗特地向宰相吕蒙正作了说明:“寇准临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尽心。朕尝谕之以协心同德事。皆从长而行，则上下鲜不济矣。”[18]

　　寇准性刚，不容人，大概为朝中人所皆知，因此，在执政集团内，无论是宰相，还是参政，似乎都让他三分。在寇准出任参政的半年后，吕蒙正被罢相，参知政事吕端接任。吕端任相刚刚五六天，太宗就下诏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知印、押班。这是太祖当年为了削弱宰相赵普权力的做法。但这次却纯粹是为了参知政事寇准才重新实行的。这不光是太宗的意见，而是宰相吕端首先提议的。史载:“诏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砖先异位，宜合而为一。遇宰相、使相视事及议军国大政，并得升都堂。先是，赵普独相，太祖特置参知政事以佐之。其后普恩替，始均其任。既而复有厘革。吕端初与寇准同列，及先任宰相，虑准不平，乃上言，臣兄馀庆任参知政事日，悉与宰相同，愿复故事。上特从其议，亦以慰准意云。”[19]被太宗誉为“大事不胡涂”[20]的吕端，主动避开寇准锋芒，而太宗亦乐为此事，这就使参知政事寇准的地位与权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参知政事“悉与宰相同”，作为一项祖宗法，亦被延续下去。《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在“参知政事”条专门记载了这件事:“至道元年，诏宰相与参政轮班知印，同升政事堂。押敕齐衔，行则并马，自寇准始，以后不易。”后来，王安石最初以参知政事的身分，能够得以实行变法，自然与此有关。

　　太宗对寇准相当信任，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对讳莫如深的立太子这样的大事，也同寇准商量，并听从了他的建议。如前所述，在太宗后期，宫廷内外围绕着立储问题，斗争相当激烈。在太宗耳边吹风的，有后党，有阉党，还有朝廷中的各种政治势力。最初既定的太子元佐被废，继之既定的太子元僖又不明不白地病死，无不与上述的斗争有关。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太宗能屡屡与寇准相商，可见太宗对寇准信任之深。《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载 :

　　准初自青州召还，入见。帝足创甚，自褰衣以示准，且曰:“卿来何缓耶?”准对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师。”帝曰:“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曰:“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帝遂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皇太子。

　　寇准回答宋太宗的话，说得极为委婉，但宋太宗听得出来，寇准实际上是赞同他的提案的，这就使宋太宗作出了从诸子之中选择真宗的决定。而关于这一记载的另一种版本则是，宋真宗被立为皇太子是出于寇准的直接提名。“公在青州，太宗久不豫。驿召还，问后事。公曰 :‘知子莫若父，臣愚，不知也。’固问之，公再拜曰:‘臣观诸皇子，惟寿王得人心。’上大悦，遂定策，以寿王为皇太子。”[21]不管真宗被册为皇太子是否出于寇准的直接提名，太宗与寇准商量立储大事，并听从了寇准的建议，当可为定谳。这一点，另有史料可为佐证。《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994）九月壬申条，在记载寇准除参知政事的乙亥条之前，载:“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用寇准之言也。”于此后，李焘注云:“准言见至道元年八月。”亦即寇准刚刚从青州被召还之际。寇准于后来的真宗有拥立之恩，定策之功，故于真宗之世，虽几次遭贬，但从真宗个人感情上，始终对寇准眷顾颇深。至于最后没能阻止寇准被流放烟瘴，则是反映了皇权在政治斗争中的无能为力，与真宗个人无关。

　　在制度上，参知政事地位与权力被太宗大幅度提高之时，与寇准同为参知政事的还有张洎。此人是经寇准推荐成为参政的。史载：“初，寇准知吏部选事，洎掌考功。考功为吏部官属。准年少新进气锐，思欲老儒附己。洎夙夜坐曹视事，每冠带候准出入于省门，揖而退，不交一谈。准益重焉，因延与语。洎捷给善持论，多为准心伏。乃兄事之，极口荐洎于上。”在政界，信任往往可以成为强化权力的润滑剂。由于有了太宗的信任，作为参知政事的寇准甚至可以插手参知政事的任命，援引同党。因太宗原来对张洎印象不好，在任命张洎一事上有些犹豫。但架不住寇准“数荐洎不已”，志在必得，太宗也只好任命张洎为参知政事。张洎“既同执政，奉准愈谨，事一决于准，无所预”。[22]张洎与寇准的关系，大体上反映了互为党援而形成的政治集团内部的主从关系。

　　当时的执政集团，按后来攻击寇准的人说，宰相吕端和参知政事张洎、李昌龄都是寇准荐引的。因此，对寇准，“端心德之，洎曲奉准，昌龄畏懦，皆不敢与准抗，故得以任胸臆，乱经制”。[23]前面引用的史料说到过“事一决于准”。特别是在人事方面，寇准尤为专权。在至道二年，行郊祀礼，内外官员依惯例加官进秩。寇准“遂率意轻重，其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秩，所恶及不知者，即序进焉。”广州左通判冯拯因为过去得罪过寇准，所以，这次进秩时，寇准就把他排在了右通判彭惟节的下面。但冯拯在奏章列衔时，依旧把自己排在彭惟节的上面。寇准就以中书札子把彭惟节提到上面，并“切责拯”。本来就窝一肚子火的冯拯，实在忍无可忍，说：“上日阅万机，宁察见此细事？盖寇准弄权尔!”因而向太宗上疏揭发寇准。冯拯的话实际上道出的大部分权臣弄权的基本特征，即借皇帝的名义弄权。这件事使太宗很恼火。他把宰相吕端叫来责问。吕端说:“除拜专恣，实准所为也。准性刚强自任，臣等忝备大臣，不欲忿争，虑伤国体。”吕端所言，一方面是推诿责任，另一方面说的也是实情。的确，对于寇准，即使在执政集团内，众人也都是退避三舍。

　　寇准刚愎自用，不肯轻易认错。在冯拯这件事上，当太宗问起他时，他一口咬定是同吕端等人一起商量过的。这也许是事实。但以寇准那样的性格，当他提出意见之后，谁又能提出异议呢？寇准倒是觉得受了冤枉，争辩不已。太宗本想压下此事，就说，这件事如果拿到朝廷中去争辩是非，太伤你们大臣的体统了。但寇准则不依不饶，争辩不休。气得太宗说出了这样的话:“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意思是说，我让你下台阶，你却不给我面子，你怎么就不会像小鸟依人那样乖巧一点呢？寇准不仅不乖巧，而且又拿出当年扯着太宗衣服使之听他的意见的劲头，第二天又把一堆中书的档案记录抱到太宗面前，非要辩个是非曲直不可。结果，使太宗彻底生气了，罢免了寇准的参知政事。[24]

　　作为政治家，应当说这次是寇准的错。他破坏了一个原则，或者说打破了一种平衡。在传统政治的构架内，宰辅专权是常见的现象，不足为奇。虽然会有非议，但一般并不会危及其政治生命。然而，前提是，宰执如果力不足以钳制君主，那么就必须同君主保持良好的关系，取得君主对其的充分信任与支持。然后，方可能以皇帝的名义，拉大旗做虎皮，发号施令。而一旦破坏了这个原则，打破了这种平衡，宰辅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专权的基础。这次寇准的失误，应当说是他那非政治家的性格所导致。

　　前面说到寇准用中书札子升降冯拯和彭惟节。在传统政治的权力运作中，中书札子的出现与强化，可以说是对皇权支配力的脱逸，实质上是对皇权的抗衡。因此，常常遭到来自君主，特别是来自试图强化权力的君主的制止。这次冯拯上疏时，把寇准颁出的中书札子也一同交给了太宗，因而引起了太宗的注意。他说:“前代中书以堂贴指挥，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也。”太宗的前代，即是太祖朝，所谓权臣当是指赵普。果然，太宗接下的话就指出了当年赵普专政时期的情形:“太祖朝赵普在中书，其堂贴势力重于敕命。”就是说比以皇帝的名义颁发的敕命还有权威。这种事情后来被太祖所制止。因此，太宗质问道:“今何却置札子？札子、堂贴，大同小异耳。”参知政事张洎回答说:“札子是中书行遣小事文字，亦如京百司有符牒关刺。札子废之，则别无公式文字可指挥常事。”对此，太宗说:“自今但干近公事，须降敕处分，其合用札子，亦当取旨后行。”[25]这实际上是一场君臣之间关于宰辅权力范围的讨论。张洎不愧是寇准所援引，而且，如前引史料所云，“捷给善持论”。作为执政集团一员的参知政事张洎，既是为寇准回护，又是在回护他所置身的执政集团的权力。结果，以强权的太宗，也没能废除中书札子，而是作了妥协，保留中书札子，但在颁行时，须经其批准。这就无异于肯定了中书札子存在的合法性。这种一来，也只是太宗作为强权君主可以控制，到了后世，所谓“奏裁”，亦不过是走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