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文行至此可作结语。本文所论，为汉武帝一朝政策之儒表法里，然归其原因，实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使然。所谓天时者，盖盛世之黄老无为不足用，儒术之应运而生也；所谓地利，盖汉武帝世功臣、外戚、诸侯均已扫平，国内无大患也；所谓人和，盖大有为之君臣，协大有为之人民，共同奋发也。其结果，于内仍承秦之政，仅加以儒术饰以太平；然于外则驰马塞北，封狼居胥，奠我华夏民族两千年之神威也。论及此，则儒表法里，亦不宜厚非也。

　　检《汉书·元帝纪》云：

　　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40]

　　宣帝所谓之汉家自有之制度，不知可否断定为儒表法里，还望就教于当世之贤达。

致谢

　　笔者论史，当盛谢者有二先生。先者钱穆先生，虽已作古然不妨与之神交，拜读其书折服其论，后学追友圣贤之心，还期九泉之下钱师之认可。再者邓师子美，道德文章言传身教，晚生受益匪浅，提携之恩更非只言片语可表感激者于万一。已受钱公再传东林之浩然，期闻邓师重演国专之幽香，无奈之旁客有如晚生者，于此一并感谢。

注释：

[1]《汉书·武帝本纪》

[2]《秦汉史》，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8页。

[3]《史记·平准书》

[4]后世史家对文景之治鲜有非议者，然应劭《风俗通义》言：成帝尝问刘向以世俗传道文帝之事，而向皆以为不然……向曰“文帝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以亦通人难及，似出于孝宣皇帝，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不及孝宣皇帝。”(语载《秦汉史》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72-73页)，然余以为刘向之言，更多为阿谀之言，中兴之宣帝世，较文景之治，则远逊矣，史籍昭明，勿需多论。

[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6]《汉代思想史》金春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50页。在书中，金氏进一步认为，汉初黄老思想，主张清静无为，对秦代的严刑酷律来说，似乎确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但是，它的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它纠正与改变的是秦代对法治的滥用，而其法治的精神与立场，则没有改变。（同上）钱穆先生也同样认为，汉初之规模法度，虽全袭秦制，而政令施行之疏密缓急，则适若处于相反之两极焉。语见《秦汉史》，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4页。

[7]《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

[8]同上

[9]关于汉武帝世儒学之兴为风气之使然，此点，钱穆与吕思勉两先生虽然于具体细节上有分歧，然都在大体上肯定此点。钱穆认为除风气之外，汉武帝太子时师傅王臧对汉武帝很强的言传身教，不容忽视，见钱穆著《秦汉史》第100-101页。而吕思勉则认为非一两人功使然。见吕著《秦汉史》第88-89页。要之儒学之兴为风气使然，此点，二者均无异议。

[10]《国学概论》，钱穆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7-88页。

[11]董生对策，《汉书·武帝纪》载于元光元年五日。司马温公著《资治通鉴》，载此事于武帝建元元年，其所著之《通鉴考异》详论其所以然，但并不为后世史家所公认。吕著《秦汉史》则是《汉书》而非《通鉴》，语见吕著《秦汉史》第88页。然钱穆则另提及四论据是《通鉴》而非《汉书》，钱穆著《秦汉史》，第88-89页，此一时间问题，因关系汉武帝世作用者巨大，从一般思想史逻辑来讲，笔者认为《资治通鉴》较《汉书·武帝纪》更为可信，固在此说明所用《通鉴》之依据。

[12]《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

[13]《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14]典籍损失，几无一代无之，隋牛弘著《五厄论》以推究之，语见《隋书·牛弘传》。秦皇焚书，即典籍所遭之第一厄。典籍之遭厄，学术文化亦随之，故谓秦火为学术文化一厄，可也。

[15]李斯之“以吏为师”，盖古者政教合一，学术出于官司耳。清章学诚于《文史通义》之中极称其法，以谓合乎三代旧典，被钱穆讥之以“得其事而未得其理者也”。语见《国学概论》第67页，余引以“以吏为师”，不全是以吏为师道之意，更有以吏治天下之意也。在此加以说明，以佐儒表法里之证。然清王夫之以“项梁有栎阳逮，蕲狱掾曹咎书抵司马欣而事得免”（语见王夫之《通鉴论·卷一·二世·六》），怀疑秦之法治，然王氏不知秦时为法治之初创，有些许例外不足为奇。到明清之时“与胥吏共治天下”，可谓法治之定型也，然仍有徇情枉法之吏大量存在。然则法治思想则一以贯之，毛泽东所谓“千载犹行秦法政”，非谬也。然王氏之“法愈密，吏权愈重”（同上王书），证之以汉之酷吏，则足以佐余之儒表法里之证。

[16]《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

[17]《汉书·儒林传赞》

[18]同注释2第92页。

[19]王应麟《国学纪闻》，转引《国学概论》第103页。

[20]同注释2第94-96页。

[21]在此言汉代学者利禄之争，只是一大概耳。其中之优秀分子，固不乏矣。至后汉而学者之清流，亦足以转一时之风气，影响实际之政治，并延续自今，则汉代之博士与博士弟子，亦非可全盘否定也。

[22]《汉书·董仲舒传》

[23]《汉书·儒林传》

[24]王充《论衡》，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第90-91页

[25]马端临《文献通考》，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第90-91页

[26]《汉书·汲黯传》

[27]《史记·儒林传》

[28]《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

[29]汲黯责公孙弘布被为诈（见《汉书·汲黯传》）。王夫之言黯不责其大而责其小（语见《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一二》。王氏所指“小”者，当为其“布被为诈”；王氏之所谓“大”者，推之当为阿谀取宠也。据此则知王氏之一针见血也。

[30]《十批判书》郭沫若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85页。

[31]《汉代思想史》金春峰著，第100页。

[32]《中国思想史论（上）》，李泽厚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33]同注释10第92-94页。

[34]董生、公孙二人，若论学术，后不如前；若论为官，则前不如后也。而正因为董生之学术较公孙为胜，其为儒更醇，因此虽对策第一，仍难重用于汉武帝；较董生，公孙之儒学精义远逊矣，而其“司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得以布衣拜相封侯，位及终身也。然亦不可谓董生、公孙二人之儒术无一可取之处，徐复观认为“（董仲舒）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为政治提供了道德的最高依据，而在观念上也已突破了专制政治……，以致能缓和专制政治而不能解决专制政治”。（语见《中国思想史论集》，徐复观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35]《史记·酷吏列传》

[36]《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

[37]文帝世废肉刑，因缇萦请代父受刑而致（语见《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前元十三年，然其除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故有景帝世再减刑之事（语见《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景帝前元年条〉，其间虽有反复，然要之减刑之宗旨与趋势不变。然汉武帝元光五年张汤改刑律之举，则一转文景之轻刑之政策也。

[38]《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

[39]同注释2第163-198页。

[40]《汉书·元帝纪》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6]钱穆.秦汉史[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

[7]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8]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0]W.M.Tu，“The Continuity of Being：Chinese Versions of Nature.”Confucian Thought．Albany：S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5.

[11]郭沫若. 十批判书.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2]李泽厚. 中国思想史论（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3]金春峰. 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4]Nicholas Emilioa,“The Principle of Propertionality in European law: a Comparative Study”. Lond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